第一章 自我欺騙的人類(2)

    這位中年背井離鄉者對戰爭持續時間的盲目預測當時是一種通病。後來，當我決定扭轉他對根的迷戀時（根的觀念在他們人格中滲透得太深了），我研究了流亡文學，以避免落入磨人又費神的鄉愁陷阱。似乎這些離鄉者成了記憶中田園式家鄉的囚徒，他們與其他記憶的囚徒坐在一起，談論它，吃著他們的傳統食物，背景是他們的民族音樂。他們不斷在腦海中播放反事實，想象本來可能發生並避免這些歷史性動蕩的場景，比如“要是政府不是這麼無能，我們本來還在家裡的”，就好像這場歷史動蕩有一個具體的原因，而災難本來可以通過消除這個具體原因而避免。於是我詢問了那些背井離鄉的人，了解他們離鄉期間的行為。幾乎所有人的行為都是一樣的。

    巴黎和倫敦的伊朗難民在1978年逃離故土，卻以為自己的離開只是短暫度假。二十多年過去之後，一些人還在等待返鄉。許多1917年離鄉的俄國人，比如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Nabokov）在柏林安定下來，或許就是為了返鄉的便捷。

    當然，在這些錯誤的預測和盲目的希望中，有一些願望的成分，但也有知識的問題。黎巴嫩沖突的演變顯然是不可預測的，但人們理解事件發展所用的推理顯示出一個事實：幾乎所有關心事態發展的人似乎都確信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每一天都發生著完全出乎他們預料的事情，但他們就是認識不到自己沒有預測到這些事。很多發生過的事情本來應該被認為是完全瘋狂的，但在事情發生之後，看上去就沒那麼瘋狂。這種事後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並使事件看上去具有可理解性。我後來在人們對商業成功和金融市場的理解中看到了完全一樣的假想理解。

    歷史不會爬行，只會跳躍

    後來，在整理關於如何理解隨機事件的思路並回憶這些事時，我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那就是我們的頭腦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機器，能夠從幾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夠對各種各樣的現象羅列出各種解釋，並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預測的想法。這些戰時事件是不可解釋的，但聪明的人們以為他們能夠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在事後。而且，提供解釋的人越聪明，解釋越空洞。更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解釋看上去在邏輯上還是一致的。

    於是，我在十幾歲時離開了這個叫做黎巴嫩的地方，但我的許多親戚和朋友仍在那里，我不斷回去看他們，即使是在形勢敵對的時候。戰爭並非持續不斷，有時會被“永久性解決方案”打斷。在困難時期，我更加有根的感覺，而且急於回去為對分離感到傷心的親人朋友提供依靠。想到有人死去，我就無法在黎巴嫩以外的地方工作或讀書，但矛盾的是，身在黎巴嫩時，我對事態反而沒那麼關心，而能夠問心無愧地繼續我在知識方面的興趣。有趣的是，人們在戰爭期間非常頻繁地聚會，對奢華的胃口甚至比以前更大，因此盡管有戰爭，我的這些回訪卻相當令人愉悅。

    有幾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人們怎麼可能預測到幾乎是寬容典範的人在一夜之間變成純粹的暴徒？事情為什麼那麼突然？我起初想，或許黎巴嫩戰爭真是不可預測的，和其他沖突不一樣，而黎凡特人是一個複雜得不可理解的群體。後來，我開始在頭腦中回顧歷史上所有的大事件。我逐漸認識到，它們的複雜性不是獨有的。

    黎凡特是一個大量制造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的地區。誰曾料到基督教會成為地中海盆地的統治宗教，後來又成為西方世界的統治宗教呢？羅馬編年史家對這一時期的記錄甚至沒有包括這一事實，由於當時記載的空白，研究基督教歷史的歷史學家遭遇了不少阻礙。這種歷史記載的不連續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很不容易：對過去最細致的研究也不能讓你形成多少歷史的思維，而只會讓你產生了解歷史的錯覺。

    歷史和社會不會爬行，只會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中間只有很少的搖擺。而我們（以及歷史學家）喜歡相信那些我們能夠預測的小的逐步演變。

    然後我突然想到（而且這一想法再也沒有離開過我），我們只是一台巨大的回頭看的機器，而且人類極為善於自我欺騙。每一年過去，都增強了我這一扭曲的認識。

    關於歷史的後視

    歷史事件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來考慮一下信息的性質：在一個歷史事件發生之前存在無數個事實，其中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會在後來你對歷史事件的理解中有說明。因為你的記憶有限而且是被過濾的，所以你會傾向於記住那些事後看來與事實相符的信息，除非你不會忘記任何事情，從而不得不生活在不斷積累的簡單信息的重負下。

    下面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扭曲性回憶的經歷。孩童時代，我是一個反复無常而且非常貪婪的讀者，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我在一個地下室里投入地閱讀各種書籍。學校關閉了，天空中落著炮彈彈片?地下室里悶得要死。我最初的焦慮主要在於如何與無聊做鬥爭以及接下來該看什麼書，雖然由於沒有其他事可做才被迫讀書不如按自己的意願讀書有趣。我那時想成為哲學家（現在仍然想），於是我感覺需要強制性學習其他人的思想。當時的形勢促使我學習關於戰爭和沖突的理論和基本原則，我試圖進入歷史內部，進入那個生成歷史事件的巨大機器的運行中心。

    奇怪的是，對我有影響的書不是某個思想家寫的，而是一名記者寫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Shirer）的《柏林日記：二戰駐德記者見聞（1934~1941）》。夏伊勒是一名電台記者，因《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而成名。我感覺這本日記提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視角。

    為什麼？很簡單，這部日記旨在在歷史事件正在發生時描述它們，而不是事後描述。我在地下室里，歷史在我面前生動地展現（炮彈的聲音讓我整夜無法入睡）。非理論化的歷史正在我面前上演，而我正在讀一個在歷史進行時經歷歷史的人寫的書。我努力在腦海中形成關於未來的電影式的畫面，但發現它不那麼明晰。我認識到，假如我在歷史事件發生後撰寫它們，它們會顯得更為……歷史化。在“之前”和“之後”之間存在差別。

    夏伊勒有意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情況下撰寫這本書，他當前所能得到的信息沒有被接下來的結果破壞。非常具有啟發性的評論在書中隨處可見，尤其是法國人相信希特勒只是暫時的敵人，這就是他們缺乏準備和之後迅速投降的原因。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人認為可能發生接下來的災難。

    雖然我們的記憶非常不可靠，但日記多多少少能夠提供在當時就目睹的無法抹去的事實記錄，使我們有一個固定的、沒有修改過的視角，並能在之後把歷史事件放在它們原本的背景下研究。我想再一次強調，重要的是這種描述事件的方式。實際上，夏伊勒和他的編輯們有可能有作弊行為，我所說的“作弊”是指在出版時抹去一些事後看來對事情的發展沒什麼影響的元素，從而加強那些有可能讓公衆感興趣的部分。實際上，編輯過程相當野蠻，尤其當一名作者被分配了一名所謂的“好編輯”的時候。盡管如此，夏伊勒的書還是賦予我對歷史運行方式的直覺。人們會認為，那些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的人會模糊地感到某件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夏伊勒的日記實際上成為我關於不確定性的培訓教程。我想成為哲學家，但當時還不知道大部分職業哲學家如何謀生。這一想法促使我去冒險（而不是從事思考不確定性問題的刺激工作）和從事數學及科學研究。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