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基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一名成功的投資者和傑出的見解獨到的經濟學家,他曾經就股票市場發表過一番評論,認為選股就像是選美比賽,“你不是選擇你認為最漂亮的女孩,而是選擇評委認為最漂亮的女孩”。換個說法,借用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的一句話,股票市場更像是一台選票計算器,而不是稱重機,至少短期內如此。我尋找股票一般會選擇那些大衆投資者眼中的非績優股,因為如果其情況好轉,就會有大量的新投資者被吸引、購買。也就是說,我實際上就是運用技巧來尋找那些有情況好轉希望的股票。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和股票市場相反,我推薦你最好還是選擇你認為最漂亮的女孩。我當然也是選擇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孩。
富達特殊情況基金最重要的特徵是,我一直在忽視基準的基础上管理它,這一點也在我的逆向投資理論中顯露無遺。也就是說,我不在意我持有的股票和金融時報全股指數的成分股偏差如何。但是,我的業績卻經常被拿來以金融時報全股指數這一衡量基準評估,因為人們認為基金的業績目標就是要超過金融時報全股指數。盡管如此,和其他參照這一目標的基金經理不同,我不去花時間擔心這個。比如當時的指數是持有石油公司股票的比例為15%,而我只持有10%;或者我是否持有指數包含的最大成分股,這些我都不在意。
無視基準的投資比重的做法,使得我贏得更多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的大額收益。當然,在管理特殊情況基金的這些年里,我也不可避免地遇到過許多挫折。但是,我的逆向投資方法的核心理論和沃倫·巴菲特的不謀而合,他曾說過他和其合伙人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寧願每年用很長一段時間贏得一次15%的豐厚利潤,也不希望只穩穩當當地拿12%的收益”。我的目標也是在長期內盡量獲得最高的年平均收益,即使短期內收益會有所波動。這和以基準為目標的基金經理正好相反,他們希望每季度績效相對中等,使業績漸漸穩定,即使其長期收益低也沒關係。
在富達起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同時還為泰萊糖業(Tate&Lyle)和施樂公司(Rank Xerox)之類的客戶管理養老基金,但我的心思一直主要放在單位信託基金上。其中一個原因是,和管理養老基金相比,管理單位信託基金可以更自由。因為管理養老基金時,信託人總是盤問我的每次投資行為。在我看來,養老基金委託人總是想要花大部分的時間談論失誤的投資決策,或者只關註在我做業績報告時看起來失誤的決策。
然而,投資就像一場機遇遊戲。沒有人能夠一直成功,我們都只是在盡力做到比對手犯更少的錯誤。實際上,投資事業成功的關鍵是,不僅要選擇能夠成功的股票,還要避開那些可能會失敗的股票。另一方面,我又認為如果以一種避開所有差股的防禦性投資方法來管理基金,反而會難以獲得高收益。另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投資人需要處事冷靜,應該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且不為失敗所煩惱;相反,成功時不宜過於驕傲和自信,因為,那也是很糟糕的。請謹記,你挑選的某些當時業績表現最好的股票可能也會很容易突然間跌落谷底。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又承擔起了富達歐洲信託基金發行的管理任務。我對歐洲市場(指英國以外的歐洲市場)尤其感興趣,因為就投資而言,和英國相比,這個市場還很不成熟,因此存在大量機會,可以尋找被低估的股票。這對於像我這樣的選股者來說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市場環境。隨著我們投資團隊的逐漸成長,我可以不去管公司帳戶,只專注於這兩只基金。1990年,我又開始管理總部位於盧森堡的、後來成為富達基金規模最大的歐洲成長基金。該基金創立時,僅僅投資於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市場,但是後來它發展成為了包括英國股票在內的泛歐洲基金。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發行了兩只封閉式投資信託基金:1991年發行的富達歐洲價值上市公司基金和1994年發行的富達特殊價值基金。我用管理它們的姐妹單位信託基金相似的投資組合來管理這兩只基金。這為投資者提供了可以投資於我的選股能力的其他選擇。同時,不同於單位信託,他們可以通過融資(舉債)來提高收益。有時,當投資信託大幅度折價銷售時,它們就可以成為開放式基金的良好替代品。
三年半以前,我放棄了歐洲基金,重點管理特殊情況基金和特殊價值上市公司基金。至2006年中期,這兩只基金的資產已達到了大約64億英鎊。管理4只基金的工作任務——其中3只還是富達規模最大的,已經變得極其繁重,涉及到監管400只個股和參加每天三四次公司會議,而我又到了想要減輕工作負擔的年紀,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放棄英國或歐洲大陸市場,最終我選擇了放棄後者,又回到了我的最初選擇上。
誰是歐洲最成功的基金經理人?沒有人會質疑,富達特別情況基金的安東尼·波頓是極少數名列前茅的基金經理人之一。如果你在1979年投資1 000英鎊在他的基金,到今天的價值將高達125 000英鎊以上。每年超過20%的平均复合增長率,換句話說,每年超過金融時報全股指數7%的水平。這一持續戰勝市場的過往記錄可與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與彼得·林奇相媲美。
波頓的成功秘訣是什麼?本書深入分析了波頓管理基金的方式,以及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成果。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傳授了獨家選股秘訣,以及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逆向投資策略。
富達特殊情況基金最重要的特徵是,我一直在忽視基準的基础上管理它,這一點也在我的逆向投資理論中顯露無遺。也就是說,我不在意我持有的股票和金融時報全股指數的成分股偏差如何。但是,我的業績卻經常被拿來以金融時報全股指數這一衡量基準評估,因為人們認為基金的業績目標就是要超過金融時報全股指數。盡管如此,和其他參照這一目標的基金經理不同,我不去花時間擔心這個。比如當時的指數是持有石油公司股票的比例為15%,而我只持有10%;或者我是否持有指數包含的最大成分股,這些我都不在意。
無視基準的投資比重的做法,使得我贏得更多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的大額收益。當然,在管理特殊情況基金的這些年里,我也不可避免地遇到過許多挫折。但是,我的逆向投資方法的核心理論和沃倫·巴菲特的不謀而合,他曾說過他和其合伙人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寧願每年用很長一段時間贏得一次15%的豐厚利潤,也不希望只穩穩當當地拿12%的收益”。我的目標也是在長期內盡量獲得最高的年平均收益,即使短期內收益會有所波動。這和以基準為目標的基金經理正好相反,他們希望每季度績效相對中等,使業績漸漸穩定,即使其長期收益低也沒關係。
在富達起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同時還為泰萊糖業(Tate&Lyle)和施樂公司(Rank Xerox)之類的客戶管理養老基金,但我的心思一直主要放在單位信託基金上。其中一個原因是,和管理養老基金相比,管理單位信託基金可以更自由。因為管理養老基金時,信託人總是盤問我的每次投資行為。在我看來,養老基金委託人總是想要花大部分的時間談論失誤的投資決策,或者只關註在我做業績報告時看起來失誤的決策。
然而,投資就像一場機遇遊戲。沒有人能夠一直成功,我們都只是在盡力做到比對手犯更少的錯誤。實際上,投資事業成功的關鍵是,不僅要選擇能夠成功的股票,還要避開那些可能會失敗的股票。另一方面,我又認為如果以一種避開所有差股的防禦性投資方法來管理基金,反而會難以獲得高收益。另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投資人需要處事冷靜,應該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且不為失敗所煩惱;相反,成功時不宜過於驕傲和自信,因為,那也是很糟糕的。請謹記,你挑選的某些當時業績表現最好的股票可能也會很容易突然間跌落谷底。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又承擔起了富達歐洲信託基金發行的管理任務。我對歐洲市場(指英國以外的歐洲市場)尤其感興趣,因為就投資而言,和英國相比,這個市場還很不成熟,因此存在大量機會,可以尋找被低估的股票。這對於像我這樣的選股者來說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市場環境。隨著我們投資團隊的逐漸成長,我可以不去管公司帳戶,只專注於這兩只基金。1990年,我又開始管理總部位於盧森堡的、後來成為富達基金規模最大的歐洲成長基金。該基金創立時,僅僅投資於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市場,但是後來它發展成為了包括英國股票在內的泛歐洲基金。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發行了兩只封閉式投資信託基金:1991年發行的富達歐洲價值上市公司基金和1994年發行的富達特殊價值基金。我用管理它們的姐妹單位信託基金相似的投資組合來管理這兩只基金。這為投資者提供了可以投資於我的選股能力的其他選擇。同時,不同於單位信託,他們可以通過融資(舉債)來提高收益。有時,當投資信託大幅度折價銷售時,它們就可以成為開放式基金的良好替代品。
三年半以前,我放棄了歐洲基金,重點管理特殊情況基金和特殊價值上市公司基金。至2006年中期,這兩只基金的資產已達到了大約64億英鎊。管理4只基金的工作任務——其中3只還是富達規模最大的,已經變得極其繁重,涉及到監管400只個股和參加每天三四次公司會議,而我又到了想要減輕工作負擔的年紀,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放棄英國或歐洲大陸市場,最終我選擇了放棄後者,又回到了我的最初選擇上。
本文摘自《安東尼·波頓教你選股》
誰是歐洲最成功的基金經理人?沒有人會質疑,富達特別情況基金的安東尼·波頓是極少數名列前茅的基金經理人之一。如果你在1979年投資1 000英鎊在他的基金,到今天的價值將高達125 000英鎊以上。每年超過20%的平均复合增長率,換句話說,每年超過金融時報全股指數7%的水平。這一持續戰勝市場的過往記錄可與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與彼得·林奇相媲美。波頓的成功秘訣是什麼?本書深入分析了波頓管理基金的方式,以及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成果。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傳授了獨家選股秘訣,以及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逆向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