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戲劇性

　　在過去的26年間，我對四件事情的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和2001年9月的紐約恐怖襲擊（即大家熟知的9·11事件）。在1987年大崩盤的大約一週之前，我最小的孩子本，在倫敦夏洛特女王醫院出生。為了就近照顧我的妻子莎拉，我去了父母在倫敦荷蘭公園的住所和他們一塊兒住。我嶽母則在我們在漢普郡的家裡照顧我們兩個更大的孩子：艾瑪（Emma）和奧利弗(Oliver)。在那個星期四的晚上，發生了一場席卷英國南部的巨大風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性破壞後果。即使身處倫敦，我也還是很難入睡，一直醒著，聽著風聲。

　　第二天，我走在去荷蘭公園地鐵站乘坐地鐵上班的路上，荷蘭公園大道上覆蓋著厚厚的一層落葉和被飓風折斷的樹木枝條，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我們本來計劃那個週末等莎拉和本出院，我們就回鄉下家裡去，但那場風暴使計劃泡湯了。停電了，一棵樹被吹倒，砸在我的車上，車也報廢了。我嶽母決定帶我們兩個大點的孩子和金毛犬“金士頓”回到她在德文郡的老家，那里受台風的影響沒有那麼嚴重。所以莎拉、本和我一塊兒住在了我父母家。接下來的星期一，華爾街發生了股市大崩盤。我立刻覺得失去了方向——先是我不能按預期計劃回家，然後是必須挨過我從未經歷過的股市大崩盤。

　　大崩盤過後，專家們的意見分為極端的兩派。我記得一個經驗豐富的投資經理告訴我：“如果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場都一天下跌超過22%，那麼投資事業將永遠難以复原。”還有大量的評論員預測，這次股市大崩盤將引起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大蕭條。我記得那時候和澳大利亞企業家艾倫·邦德（Alan Bond）吃了一頓午飯，他就完全屬於消極派。但是，不論是我天生樂觀的性格，還是我的逆向投資方法，都讓我不能苟同。我記得當時我爭論說，市場一定會复蘇，因為大崩盤反而創造了一個極佳的買進機會。我甚至在富達內部發佈了公告，傳達了我這個意思——那也是我很少會做的舉動。我與他們爭論的核心是我認為股票市場下跌的規模不大可能會引起同樣程度的經濟衰退。

　　一些投資者在股市大崩盤過後決定賣出他們的基金，我管理的基金就面臨許多投資者的贖回要求。因此我不得不賣出基金持有的部分股票來滿足那些贖回要求。在1987年大崩盤恐慌時期，我發現專注於投資組合是十分正確的。我專注於我最看好的股票，強迫自己去識別出能令我最深信不疑的股票。當牛市持續時，我傾向於增加基金持有的股票數量；相同的，市場低迷期也是一個少量減持的機會。

　　幸運的是，雖然在1987年12月份，股票市場下跌至谷底，年底我管理的基金收益還是上升了28%，而市場只有7.3%。然後，就在大崩盤前，我管理的基金收益率從年初開始一路攀升到空前的97.4%，而市場也上升了45.6%。面對如此大幅度的攀升，我其實應該事先意識到這是一個警示，但還好我的基金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然而，富達作為一家公司，卻受到股市大崩盤更嚴重的影響。大崩盤之前的幾年，我們正處於強勢發展的階段，員工人數也正迅速增長。1987年11月，我們在巴黎召開了幾次管理層會議，那時正值我們創立法國基金之時（回想起來，那不是個發行新基金的最佳時期）。在那些會議中，我們的首席執行官向我們展示了一些反映富達基金業績績效的圖表。圖表顯示我們的收入不斷下降，而成本卻不斷上升，這點讓人很擔心。因此，我們必須在下一年進行一次重大的業務重組，也可能需要裁員——富達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使在市場低迷時期，也不會輕易裁員，可見當時事態的嚴重性。為了保留公司的活力源泉，即投資專業性，我們最終得以保持一個完整的團隊，這也正是富達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成功的根源所在。

　　三年後，海灣戰爭期間，我正在葡萄牙度假。連續幾個夏天的8月，我們都在阿爾加維住兩個星期。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我一直堅持我們租的房子必須配有電話以便我即時聯繫辦公室。我們本來已經得到了承諾，住在阿爾佈費拉郊區的別墅里，那里有一部電話，但當我們找到電話時發現它早已經壞了。於是整個一週，我每天都聯繫別墅管理公司和電話局一定要修好那部電話，但是根本沒有回應。海灣戰爭後，我不得不每天至少開車去一次阿爾佈費拉城里，打電話回辦公室, 問有多少人要求贖回，並指導售出哪些證券。雖然我把交易委託給了我們的一個交易員，他負責幫我買賣股票，但我還是無法委託他幫我做買賣何種股票的決策（除非出現緊急情況，又聯繫不上我）。這些年來，我幾乎從不把度假的大部分時間花在打電話回辦公室上，1991年卻是個例外。

本文摘自《安東尼·波頓教你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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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頓的成功秘訣是什麼？本書深入分析了波頓管理基金的方式，以及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成果。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傳授了獨家選股秘訣，以及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逆向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