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變化的投資環境

　　從早期開始，富達的投資方法就一直是建立在對公司進行內部調查的基础上，還要考慮公司內部股票分析師的分析並與投資目標公司管理層定期召開會議。我很喜歡這種方法。我的第一份工作是1971年在凱塞·厄爾曼銀行(Keyser Ullmann)的投資部門上班。凱塞·厄爾曼是一家小型的主營管理投資信託的商業銀行，它管理的其中一只基金是史羅格莫頓信託基金（Throgmorton Trust）， 主要投資於一些更小型的公司（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這種偏好）和做自己的內部調研（雖然在那個時期就意味著你必須去那些公司的辦公室，沒有幾家公司願意到倫敦來，即使來也不是為了見投資者的）。凱塞·厄爾曼的分析團隊包括一些基础分析師和一個技術分析師。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喜歡使用股市趨勢圖表來作為我的投資參考之一，我發現這也同樣是富達的理念。因此我的投資背景很適合富達的風格，或者這正是我獲得比爾·伯恩斯賞識的重要因素。

　　起初，投資部門很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才建立我們自己內部的分析師團隊。那段時期，我們和一些投資目標公司進行一對一的會議。但是在經紀公司更尋常的是參加群體會議，大量的機構同時會見一家公司的管理層。我還記得和詹姆斯·威林斯一起在我們皇後街的辦公室里和一家公司開的會。我已經忘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但是還記得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名字：羅恩·沙克（Ron Shuck），他後來卷入了一起詐騙案。

　　從80年代中期之後，越來越多的會議都是在我們自己的辦公室召開的與被投資的公司一對一會議。80年代末期開始，我開始用硬皮筆記本做筆記，現在這些筆記本還保存在我的辦公室里。每個歐洲國家，我都會使用不同系列的筆記本。算上和英國公司的會議記錄一起，我已經記到第48本了。我再次去這些公司的時候，這些筆記就成了我的無價之寶。在我還同時管理歐洲基金的時候，我每天要開三四次會議，現在平均開一兩次。我的印象里，我的最高紀錄是一天之內和6家公司開會，我不是很推薦這樣的做法，因為那就像是趕場子一樣——匆匆結束一場趕赴下一場，一天下來令人筋疲力盡。

　　我們一般是和那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財務主管開會，有時候只有財務主管。如果是大一些的公司，可能就和一位投資者關係負責人開會。會議一般持續一到一個半小時。而且如果我們持股比重比較大的話，則希望每季度最少和公司管理層會面一次，或最少聯繫一次。我也會和一些很熟的公司進行電話會議，這些會議一般是由相關的分析師負責，而不是基金經理。我們的每一位分析師都有所專攻，他們在每次會議前制訂日程和財務模式，基金經理只是間或插入一些問題。

　　我們召開會議的方法沒有隨時間而變化。但是，我特別註意到一點，以前我都比大多數的首席執行官年輕，而現在的情況絕對是相反的。公司會議快結束時，一般會有一個簡短的匯報，投資經理們讨論一些關鍵的結論並詢問分析師他們的財務模式中的一些假設。

　　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經紀人安排的晚餐，幾個公司的高級代表和一些金融機構投資者也在場。晚餐中大家讨論了一個話題，即投資機構到底想要和投資目標公司進行什麼樣的接觸。我解釋了我們公司的方法，並說我認為那也將成為許多更大型的投資機構的操作標準。當時有一個首席執行官就和我爭論起來，他說：“如果我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在股東和潛在股東身上，那我還哪里有時間管理我的公司？”但是我估計，現今的大多數首席執行官們都把絕大部分時間花在和投資者的關係處理上。通常，那些原來不願花這些時間的公司現在都陷在深深的反省和自責之中。我現在就想到了兩個例子：殼牌公司（Shell）和M&S公司。

　　我相信，富達使用內部分析師、召開一對一會議的方法，已經成為了我們許多競爭對手的範本。在90年代看起來非常不尋常的做法卻成了今天的標準操作模式。能夠一直領先於大衆當然很好，但沒有什麼是永恒不變的。現在，我經常在想我們應該怎樣保持領先地位。如果我們的做法和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那麼即使我們擁有比大多數競爭對手更豐富的資源，也很難超過對手。我們一直領先對手的一點大概是全球調研的質量和深度，我們利用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獲得的信息，協助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行動。幾乎沒有幾個投資機構有我們那麼豐富的全球資源。

本文摘自《安東尼·波頓教你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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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歐洲最成功的基金經理人？沒有人會質疑，富達特別情況基金的安東尼·波頓是極少數名列前茅的基金經理人之一。如果你在1979年投資1 000英鎊在他的基金，到今天的價值將高達125 000英鎊以上。每年超過20%的平均复合增長率，換句話說，每年超過金融時報全股指數7%的水平。這一持續戰勝市場的過往記錄可與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與彼得·林奇相媲美。
　　波頓的成功秘訣是什麼？本書深入分析了波頓管理基金的方式，以及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成果。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傳授了獨家選股秘訣，以及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逆向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