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就是接受一種合作的精神

　　龍永圖：聯合國參與中國的發展工作，應該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成果。我們是在1971年重返聯合國的。那個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當時中國還處在一個很特殊的時代。所以那個時候中國不接受任何國家、任何組織的援助的。因為當時我們比較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的原則，所以哪怕出現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這樣一種毀滅性的自然災害，當時我們都拒絕接受任何國家，甚至人道主義的援助。當時大家是一種非常僵化的思想。

　　我們重返聯合國以後，聯合國有一個很龐大的援助方案。中國是一個比較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聯合國的很多高級官員都找到中國政府或者駐聯合國的代表，希望我們能夠接受聯合國的援助。首先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中國不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就缺乏一種代表性。因為對於聯合國來講，一個最龐大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他們的援助方案，是一個很大的缺陷。而且從整個聯合國系統來講，他們也希望通過聯合國的這種援助，使得中國的老百姓、中國最基層的老百姓能夠了解聯合國，了解其他國家，能夠對其他國家的友誼、對其他國家的支援有深刻的理解，從而加深聯合國促進人類相互之間的理解、支援的這樣一個宗旨。所以中國成為聯合國援助體系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當時中國政府拒絕接受聯合國的援助，他們當時都很不理解。

　　主持人：這是1971年的事？

　　龍永圖：這是1971年到整個70年代吧。後來1978年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我記得很清楚，1979年外經貿部有一個副部長叫魏玉明，他率領一個代表團到紐約去。當時我在紐約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外交官，那時我還沒有參加聯合國的工作，但是我負責和聯合國經濟部門的聯繫。1979年魏玉明副部長到紐約訪問，就根據中央的新政策通知聯合國方面，中國決定接受聯合國的援助。我記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署長莫爾斯，還有亞太局的局長約瑟夫，都不相信他們的耳朵。因為我是做翻譯的，他說Mr. Long，您能不能重複一遍剛才魏玉明部長講的話？我說是的。

　　主持人：他們為什麼會這麼驚訝呢？

　　龍永圖：因為1971年到1979年，他們做了七八年的工作，邀請中國成為聯合國發展系統的一個部分，中國一直不同意。所以當中國突然發生了這樣180度的政策大變化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當時還沒有了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中國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的深刻影響。1979年我們決定參加聯合國發展系統的工作，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同時繼續向聯合國提供援助，來說明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是中國和聯合國整個系統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

　　主持人：中國答應接受援助，這對於聯合國，對於中國來講，意味著什麼呢？

　　馬和勵：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1979年是個分水嶺。它意味著中國開始從不同的經驗中，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方式，應用於中國的發展。這遠非僅僅知道哪些是不好的、是該舍棄的，而且知道如何做才是有益的，這對於中國加速發展很有說明。我們的專案非常簡單，我們覺得中國的未來是由中國的領導和體制決定的。聯合國的作用就是把國際上最好的實踐經驗帶到中國，讓中國和世界接軌，這就是聯合國的作用，也是聯合國和中國相互合作的伙伴關係。還有一個很簡單的理念，只要我們參與進來，我們就能做得更好，盡可能地說明中國，發揮它的最大作用。

　　龍永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中國政府當時決定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就意味著中國更加深入地成為聯合國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如果中國在聯合國發展系統當中，只提供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話，大家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向的合作，而不是一種雙向的合作。其實聯合國的援助錢不是很多，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在於錢的數量，而是它的一種精神，一種合作的精神。中國接受聯合國的援助以後，聯合國派出很多的官員，到我們最基層的群衆當中去，使老百姓知道，全世界是一個大家庭，這些錢都是其他國家捐助的，體現了一種友愛的、合作的精神。我認為這個可能比聯合國援助的那一點金錢更為重要。所以中國那麼多年來接受聯合國的援助，確實起到了一種加強中國普通民衆和聯合國，以及它所代表的全世界各個國家普通民衆的關係的作用。這對中國的對外關係和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來講，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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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