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遊走(1)

　　劉長樂：談到媒體的實力，我覺得也非常重要。總的來說，從規模上講，我們中國的體量也非常地小。比如說美國，美國現在文化產業在整個GDP中間占的比例超過四分之一，有的時候是超過三分之一。它的文化產業所創造出來的產業價值，在整個GDP中間能占這麼大的比例，是非常驚人的。我們中國的文化產業，在整個GDP中間占的比例不到3%，這個比例非常地小。中國媒體的發展實力到現在為止，跟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很不匹配。比如我們講時代華納，2005年整個的產值，或者說它整個的收入是440億美元，這幾乎相當於同一年中國整個文化產業的全部產值，這個數字太可怕了。所以我是說我們的實力應該有一個大規模的發展，怎麼樣能使中國的媒體做大做強，然後把我們的實力提上去。我們也不想超越經濟多少，但至少做到名副其實，和我們的經濟發展、和人口的規模、和我們的語言在世界語言範畴中間應該獲得的那個份額匹配。但是我們沒有做到。我覺得我們應該全力以赴去做。在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特別強調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就是文化產業的發展已經獲得了政府和各個機構，包括領袖人物的重視。他們已經認識到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怎麼樣改變自己的形象這種思路了，也認識到文化產業的發展是經濟的一個新增長點，而且是一個大增長點。美國可以把文化產業做到GDP的三分之一，中國為什麼不能把GDP增長的一大塊，讓給文化產業呢？我覺得完全可能。或者我們說文化產業，為什麼不能在GDP的發展中間去搶占自己的份額呢？這都是應該可以思考的。

　　龍永圖：文化產業要發展的話，當然可以盡量多發展一點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產業。因為文化產業要開始賺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它必須依託其他一些產業才能夠發展起來。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文化產業如果能夠走出一條新路，和其他一些產業，特別是我們最強項的制造業緊密結合起來，那麼文化產業的發展前途是非常大的。這方面我就覺得，還是要培養文化產業當中一些優秀的人才。我覺得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要有一些尖端人物，要有一些品牌的人物，你才能夠在老百姓中具有影響力。

　　劉長樂：我們應該學會充分地利用媒體，塑造整個中國的公關形象，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事情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有了一個突破，就是我們的政府發言人制度。國務院的新聞辦公室，他們非常大膽，他們請我們的闾丘露薇、曹景行、阮次山講課。為什麼請他們講課呢？假設他是我們的假想敵，你是個外國記者給我提問題，你闾丘露薇老是給我提一些刁鑽問題，沒關係。你把你的心態給我講一講，你的媒體心理是什麼。然後和這些政府發言人一塊溝通、一塊切磋，使我們的政府發言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種非常大的提升，我覺得這個很好。我在上一屆的政協就提一個提案，這個提案是什麼呢？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我們的政府領導人能不能夠定期舉行新聞發佈會，而不是像總理的新聞發佈會，五年才有一次。還有人大，換屆的時候才有一次。

　　龍永圖：實際上每一次人大的時候，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總理的新聞發佈會。大家覺得很難得的機會。

　　劉長樂：對，太珍貴了。我要不遺餘力、不厭其煩地呼籲，我是覺得我們形成這樣一種輿論之後，實際上也是為我們的領導人鋪路，為我們的領導人搭台。因為你保持這樣一種聲音，保持這樣一種輿論，對於改善或者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很有說明的。

　　龍永圖：我很希望你的這個提案能夠成為現實。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覺得特別是我們大企業的領導人，必須成為明星，帶引號的。只有這樣一種明星式的領導人物，才能夠使我們的企業真正成為全球性的企業。像中石化、中石油，模模糊糊地就覺得是一個龐然大物，在國際上人家不知道中石化是什麼形象。如果我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企業領導人，口才又好、公關能力又很強，而且又是一個傑出的企業家的話，我們有10個、20個、30個這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家，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就很大了。

　　劉長樂：從媒體角度來說，特別是從電視媒體角度來說，它一定要形象化、一定要個性化。為什麼說鳳凰的主持人，大家都覺得給打下的烙印比較深呢？就是鳳凰非常強調個性化，我們反對那種千人一面的主持人塑造模式。比如像龍先生，他在整個談判中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有人說是喜怒無常，其實不是喜怒無常，是喜形於色、怒形於色，表現出來那種個性化的特色，我覺得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它更接近於人性化的一種表現。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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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