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化獨行者的平凡生活(3)

　　記者：那您口中的另一位老師呢？

　　餘秋雨：在杭州城里，還住著我最後的一位老師，就是大學畢業前的盛老師。盛老師在“文革”最艱難的歲月，把我接到離我家鄉很近的奉化，在一座半山腰的13平米的破樓里避難。我在那里有幸找到了蔣介石的一些藏書，因為在山上沒有東西吃，只能隔一段時間到山下去買些壓縮餅幹，就這樣忍饑挨餓讀了很多經典的中國古典作品，而且還有一些是英文原著。我的英文又不是特別好，所以很多時候遇到有點難度的單詞，就需要一個一個查詞典，也正是這樣，作品里的每一句話都記得特別深刻。當我離開那座山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而我已經擁有較厚實的中國古典文化修養，那時候讀的書對造就現在的知識結構作用很大。

　　記者：當時就是依靠那些精神食糧來充饑啊。怎麼會有那麼強烈的讀書閱讀的願望呢，這種動力來源於什麼？

　　餘秋雨：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力和目標，就好比你走進一個山谷，剛走進去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多麼美麗，也沒想過要在那裡面待多久；但是一旦走進去，你發現了無限的美麗風景，就會不知不覺地越走越遠。就這麼簡單和單纯。

　　國外考察：無數次死里逃生

　　記者：對您來說，兩位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師都在杭州。作為一個文化旅行家，在很多的城市都留下了您的足迹，您認為哪座城市給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或者說對您最重要？

　　餘秋雨：剛才你不是都說出答案了嗎？杭州。一來，杭州很美。二來，對我而言，兩個最重要的老師都生活在杭州。

　　記者：除了國內的城市，國外的呢？

　　餘秋雨：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算一個吧。那是在國外考察的日子，我們經常被困在大冰雪地里，真的是饑寒交迫，隨時都有可能變成冰人。但幸運的是經常在我們都快絕望的時候，又在白雪皑皑中看到一個黑點，好像是有人來救我們了，就是這樣在生與死的邊緣徘徊、往复。有時候實在是饑餓難耐，就去敲人家的房門，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不知道住沒住人，也就是抱有一線希望去敲門吧，希望有人能給我們提供食物，讓我們暖和一下。有時候敲開了一戶人家，半夜三更的，主人全家起來給我們做食物，我們就給他們很少的一點錢，那種經歷真的叫人難忘。

　　當然，中東無疑也在此列。當時我們在恐怖分子的聚居地區前行，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住宿，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吃飯，什麼都不知道。而且我們是自己駕車前往的，每到一個國家就需要換牌照，可是那些國家的辦事效率很低的，一個牌照通常要十天半個月才能拿到，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無照駕駛，這樣隨時會被抓起來，更何況是在恐怖分子聚居的地區，可以想象當時的舉步維艱。中間我們有一段時間失蹤了，那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訊息。我的妻子知道後，在家裡也是急得要瘋了似的，整天也是披頭散發的，擔心得不得了。最後我們完成這次探險考察的時候，在埃及金字塔下，那里的人們都來送別，高呼“歡送東方英雄”。

　　［背景］

　　在千年之交，餘秋雨跟隨鳳凰衛視前往中東做一個名為《 千禧之旅 》的節目，這支“千禧之旅”越野車隊前後歷時好幾個月，跋涉四萬公里。開始的時候，妻子馬蘭一直陪著他，後來由於當地局勢不穩，到了約旦的培特拉，馬蘭不得不回國。回憶當時的情形，馬蘭說：“分手的時候，車上的許多人都在哭，包括許多彪形大漢。但我沒有哭。可是車開的時候，揚起的灰尘中，我看到餘秋雨手扶在車窗上，車窗留下一個很深的手印。我就突然在想：如果這輩子這張臉還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話，我這一生也算是沒有白過！”在那次“千禧之旅”中，因為工作需要，很多隨行人員都提前回國，而餘秋雨是考察隊伍中為數不多的幾個一直堅持到最後的成員之一，他也因此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貼地穿越數萬公里危險地區的人文學科教授，也是9R26;11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報告恐怖主義控制區域實際狀況的學者。

　　人生感悟：善良、快樂、健康

　　記者：有一句話叫“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您能談談您的這位不平凡的女人嗎？最初是如何相識的？

　　餘秋雨：我們相識是很方便的，因為我是研究戲劇文學的，馬蘭則是一位很好的戲劇表演藝術家，我們同在戲劇這個行業里。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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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