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發出華人的聲音(1)

　　主持人：劉先生我們知道，您這一生中經歷過許多的行當，就像您自己所講的：“工農商學兵，一個都不落。”經歷過這麼多的職業，您自己也認為，任何一個職業都不能帶給您現在的這種滿足。那麼傳媒到底能帶給您什麼樣的一種滿足感呢？

　　劉長樂：我曾經說過，傳媒作為一個職業，可能是一個最有趣的職業。它會讓你在從事這個職業的時候充滿激情，覺得生活很有趣味，你願意做這件事情。我曾經開玩笑說，我也有房地產的事業，但是做房地產的時候，我給他們開各種各樣房地產的會，都覺得索然無味。當然我不是诋毀我們的房地產商，也許他們在有了做傳媒的經驗的時候，可能也會有這樣的體會。我覺得這里邊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還是來自於傳媒本身的力量。不管是多麼辛苦或者多麼勞累，甚至有時候會有很多的危險和驚險過後，你還會有非常好的一種愉悅、一種快感。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做媒體的人，所能夠體會到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說龍先生，他現在也算是半個媒體人了。他做了媒體之後，盡管也很辛苦，但是可能跟當年在從事政府工作的時候，在感受方面也不一樣。

　　主持人：龍先生，您現在就像劉先生說的，也算半個媒體人了，這種滿足感現在有嗎？

　　龍永圖：半個媒體人倒算不了，但是我對於媒體始終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我對媒體的了解也是從我參加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後期，才開始慢慢發現的。因為我們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國的老百姓、政府官員都要了解什麼叫世界貿易組織，為什麼中國一定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邀請我去講話的很多，所以一天到晚講得口幹舌燥，但還是不能滿足大家的需要。後來突然有一次中央台崔永元的《 實話實說 》請我去，那期節目我就用非常通俗的語言，把世界貿易組織比成一個農貿市場，我們中國是個小商販，現在慢慢地變成一個有頭有臉的大商人，所以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結果播出來以後，那天節目的收視率特別高。因為中國你知道，只要收視率高，幾千萬人在看。

　　所以很多人常常非常羨慕中國的媒體人，就像一個春晚，幾億人在看，全世界哪一個做媒體的人有這樣一種幸運，這種機會？所以長樂他們對於媒體這樣著迷，一方面是這個事業本身給他們很大的樂趣，另一方面就像剛才長樂先生講的那種巨大的意見回饋，使自己感到一種鼓舞、一種滿足。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能夠就媒體的力量，來和長樂先生進行一個交換，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主持人：剛才龍先生也說了，借助媒體的力量，您實現了對WTO的一種傳道。現在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經濟，應該說是在一種超常規的速度下發展的，國際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賦予媒體一種什麼樣的歷史使命呢？

　　龍永圖：我們現在都在講，中國經濟這幾年發展得很快，中國的硬實力應該說已經為全世界共同認可了，中國GDP的總量、外匯儲備的總量，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這種硬實力、這種硬指標，現在沒有人能夠否定。但是大家經常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的軟實力比起硬實力來，還遠遠不夠。我們中國是個經濟上的龐然大物，但是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性格，對全球的老百姓也好，對其他國家也好，有沒有一種吸引力、有沒有一種親和力、有沒有一種影響力，這些就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我記得長樂你講過一句話，我非常同意，你說現在要改變別的國家對我們中國的看法的話，首先要改變我們的媒體。

　　劉長樂：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變成了舉世矚目的，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認同的一個事實，不管他喜歡不喜歡。但是中國軟實力的發展、文化產業的問題，包括它的對外公共形象，在這方面的發展，應該說遠遠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有幾組數字可以體現出來。比如說最近的一個數字，日本人有41%的人在民意調查的時候認為，中國不可能成功地舉辦奧運會；美國最近也有一個民調數字顯示，美國的36%的人認為中國是可以信賴的，但是6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是不可以信賴的。類似這樣的一些事件、一些數字，在有些具體事件發生的時候，可能會使我們變得更加無奈。像美國已經發生過若幹起玩具的事件，在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媒體的話語空間顯得非常可憐、非常弱小。這里邊有很多的原因，我覺得我們媒體本身的弱小和西方媒體的強勢，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說作為母語的國家，講英語的10億人，但是在整個的主流媒體中間，英語的話語空間占文字流通量的80%；而我們華語將近14億人口，但是我們的話語空間不到10%，甚至有人說我們的話語空間、文字流通量在5%以下。

　　龍永圖：反差非常大。

　　劉長樂：就是說跟你的實力、跟你的size，你的人口和你的社會規模size，完全不匹配。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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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