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化獨行者的平凡生活(2)

2014-03-10 17:21:38

  餘秋雨:是的,我在博客中多次談到“閱讀艱辛”,現在已經是十六次談閱讀艱辛了。在我上學讀書的時候,想找一本課外讀物還是十分艱難的一件事情。鎮上沒有書店,只有舉行廟會時,某個小攤子上有幾個很小的戲曲唱本在賣,很便宜,人民幣五分錢一本,但這不適合小孩讀。我們小學有一個圖書館,有幾十本童話和民間故事,十分誘人。但幾十本書怎麼能應付得了幾百名學生呢?老師想出了一個好辦法,用一百字的毛筆小楷換一本書的資格。這就攔住了不少家務繁忙,比如需要喂羊、割草、帶領弟妹的學生和頑皮貪玩的學生,也有一些學生嫌自己的字太難看,不敢拿出來換書。這樣一來,借書的壓力減少了,而書寫毛筆字的學生卻多了起來。我的毛筆字,就是在那時打下的根基。以書寫換閱讀,把語文課的兩個專案同時提高了,出這個主意的老師真是聪明。我正是用晨昏的筆墨,換取了享受《 安徒生童話 》、《 格林童話 》、《 伊索寓言 》的權利。直到今天,我讀任何一本書都非常恭敬,那是從小養成的習慣。而且,也正是因為這種以書寫換閱讀的方式,使我的很多同學雖然小學畢業就沒再上學,但是毛筆字都寫得很好,這都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础。

  記者:據我所知,您中學時代就開始在上海求學了。來到這座大城市里,閱讀應該是方便很多了吧?

  餘秋雨:也不是。到上海考上了中學,圖書館確實不小,但每天借書都排長隊。當時的圖書館不開架,我們先要翻目錄,然後把想借的書寫在紙上給管理員。十次有九次說,借出去了。排了那麼長的隊總是空手而回,非常沮喪。因此,我看上了社會上的圖書館。先到靜安區圖書館申請了一張借書證,但與中學圖書館一樣,目錄上的書都“借出去了”。我便到二樓翻閱雜志,終於在那里發現了天堂。雜志是不準借的,只能坐在那里看。我總是晚上才去,九點半關門後,步行回家。路上三十分鐘,回憶著剛才所看的雜志內容,很快就到家了。我還是想借閱一本本完整的書,而不是光看雜志,因此到處打聽,終於知道有一個上海青年宮圖書館,借書比較方便,就立即去申請了一張借書證。青年宮在江西中路200號,快到外灘了。當時正值困難時期,每天餓著肚子。我在晚飯後要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青年宮,走到一半就饑火燒腸,但我還要走完一條江寧路,折東走南京西路,等走完南京西路,穿過西藏路再走南京東路,在南京東路快走完的時候,在江西路折南,走一段,穿過九江路,才到青年宮,圖書館在三樓。我知道當我到達時,離圖書館關門已經不到一小時了。青年圖書館也不容易把書借出,只能在那里看,但與靜安區圖書館不同,可以借出一本本書看,而不全是雜志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等到一本書借出,往往已耗掉一二十分鐘,剩下半小時能讀幾頁?但是,就是為了這幾頁,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每天忍著饑餓走一個多小時去看,看完再走一個多小時回家。那時候晚上去圖書館就是每天最崇高的願望,當時沒有遠大理想,就是很單纯的願望,是對文化的興趣,對文化強烈的願望。一步步,純粹為了書。這個情景,現在想來,還是自己為自己感動。

  記者:您剛才提到小學時候以書寫換閱讀,知道這個辦法是哪位老師想出來的嗎?

  餘秋雨:這我就不知道了,應該是校長吧,當時就是覺得想出這個辦法的老師太聪明了。

  記者:談到老師,您認為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是哪位呢?

  餘秋雨:有兩位。一位是我的小學老師何老師。

  記者:就是何杏菊老師?

  餘秋雨:對,對,太感謝你了,你還把我老師的名字都記住了,我都忽視了。那是我在拆讀堆積如山的讀者來信中,看到從杭州寄來的一張剪報,上面有一篇文章,題目是《 五十年前我是餘秋雨的班主任 》。我大喜過望,因為那篇文章的記者遇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何老師。但是,那篇文章並沒有何老師的地址、單位,那張報紙也不知是屬於哪個系統的,因此我派出在浙江的朋友想法尋找。後來,通過很多在杭州的同學和朋友的說明,終於找到了。我為什麼一直想尋找何老師,因為她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我是四歲那年到當時的浙江餘姚小橋頭小學讀書的。到何老師來接我們班,我已經六歲了。她教了我一年。當時我雖然已經認識了很多字,但剛剛開始產生正式上學的感覺,因此對她的記憶特別深。她當時自己才小學畢業,來教我們。如果按照現在的要求和規定,她是不合教師資格的。她教了我什麼,已經忘記了,但正是她,從起點上告訴我,讀書寫字是天底下最快樂的事情。這種快樂感,一直貫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直到今天。因此,我多次下決心要找到她。但她在教過我們之後,也去上初中了,再也沒有回過我的家鄉。上次我見到她,彼此高興極了。她早就在報刊電視上關註我,但像很多樸實的老師一樣,不想以學生的成績為自己增添什麼。那天在何老師杭州的家裡,我反复地說著鄉間小學的生活對我一生的重要性。何老師當然是很謙虛,不斷說:“我當時教得太淺了,太淺了!”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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