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生”，不是“教授”(1)

　　文/張光奇

　　提到易中天這個名字，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的“粉絲”下到八歲，上到八十八歲，既有學界泰鬥，也有路邊賣水果的。他是一名教授，卻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為教授，而更喜歡被人稱作先生。他也是一位明星，他的出現引發了全民性的“歷史熱”，打破了以往只有演藝界人士才能成為明星的先例，甚至形成了為學界所關註的“易中天現象”。名聲來得如此之快，爭議也鋪天蓋地，面對這一切，易中天是怎樣應對的？生活中的易先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記者：現在可以說提到易先生就會想到“三國”，想到《 百家講壇 》，可是我聽說你之前想品的是“水浒”而不是“三國”，有這麼回事嗎？

　　易中天：對。我覺得“水浒”簡單啊！但是《 百家講壇 》說還是品“三國”吧。

　　記者：今年二月你又要重回《 百家講壇 》，與第一次進入《 百家講壇 》相比，心情有什麼不同？

　　易中天：第一次進去是傻乎乎的，覺得不就是換個地方上課嗎？進去之後發現，不是換個地方上課，那完全是另外一個行當。首先，在課堂上，學生是有任務的。他有目的，有任務，要做作業，要考試，要拿學分，他很明確。第二個，學生基本是整齊的，本科生就是本科生，研究生就是研究生，他們經過考試進來，前面的知識準備、基本水平和素質都差不太多，但是不能說沒有差別，對吧？第三個，在教室里上課，它是在一個特定的場所，哪怕是不在教室，比如說在辦公室上課，它也是一個場，它很集中。

　　電視觀衆是什麼人呢？首先他沒任務，他憑什麼要看你？你不能要求他看，不能強迫他看，對不對？第二個，他水平是不整齊的，你看我現在的觀衆，已經知道年紀最小的八歲，最大的八十多歲，男女老少，各行各業都有。所以你要照顧到方方面面，你要讓觀衆既能看到熱鬧也能看到門道，你得抓到最根本的東西，最普遍性的東西。不然，觀衆是鬆散的，他在自己家裡面，手上拿個遙控器，有一搭沒一搭，三分鐘你抓不住他，他換台了。在電視上講這些東西和在學校裡面講，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工種，兩個不同的行當。

　　記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易中天：在電視上講，必須把觀衆放在第一位。觀衆至上，沒有價可講。必須站在觀衆的立場上。

　　記者：那今年二月份回《 百家講壇 》，和上一次去有什麼具體的不同？

　　易中天：這回就知道了《 百家講壇 》是怎麼回事了，電視節目是怎麼回事了，在電視上進行文化傳播又是怎麼回事了。由不自覺到自覺，所以這次跟上次的做法也就不一樣。上次是摸著石頭過河，過著過著又調整，一邊寫著稿子一邊調整，有時候可能還要返工重錄。可是這次不一樣，我這次整個節目的框架已經全部構思好了，三十六集，六個部分，每個部分六集，還是關於中華文化的內容，但是不講歷史了。

　　記者：今後還有品“水浒”的打算嗎？

　　易中天：沒有。

　　記者：說到觀衆，我記得你在一個訪談中說過，說有一天觀衆要求你下課，你一定下課。但是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太小了，如果觀衆一直喜歡下去，你會講到什麼時候？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嗎？

　　易中天：觀衆要我別講了我一定不講，但講到什麼時候還不知道。我們這是摸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誰知道觀衆哪天他不看了呢？這是沒有把握的事情，對不對？

　　記者：在《 百家講壇 》中也好，在訪談中也好，你曾多次提到過一位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你是不是比較推崇這位先生呢？另外我覺得你們二位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說呂先生曾經寫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白話文通史，而你又是第一個在電視上用生動現代的語言把歷史還原的人，是不是這種相似讓你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呢？

　　易中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呂先生確實是對東漢、三國史有著很深研究的人。他不人雲亦雲，有自己的見解。而且他一再強調，我們讀書的時候，不要完全相信書本上的知識，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嘛，要經過自己的考慮。尤其是三國這段歷史，因為這一時期本身史料殘缺，而且由於當時的歷史狀況，有三個國家的記載，有些地方自然就是矛盾的。比方說馬谡的下場，在《 三國志 》同一個作者，同一本書，卻有三種說法：一個是被諸葛亮殺了，一個是病死了，還有一個是跑了。所以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就必須得有自己的判斷和研究。你要先把它讀通，然後全盤地進行比較，最後得出結論。當然呂先生的結論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人家都說我講三國的時候偏袒曹操，可你要說偏袒曹操的話，他可比我偏袒得厲害多了。他有一篇文章就叫《 為魏武辯誣 》，全盤推翻了對曹操的批判，就連當年曹操屠徐州他都給辯了，他說是黃?軍幹的。而我還是比較公平的。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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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