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應該與經濟風雨同舟(1)

　　主持人：看來文化對經濟的影響確實非常大，到底有多大呢？

　　餘秋雨：那些晉商，喬家大院和其他好多大院的晉商，他們非常了不起，他們當時為整個明朝和清朝在邊防的運輸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就是貿易方式上來講，他們也成了銀行家，我說是中國所有銀行家的鄉下外祖父。但是他們原來的道義文化不足以支撐貨幣流通的這個經濟規模，他們原來就是一個農村的道義文化，所以直到最後有好多問題就分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現代經濟學的觀念，比如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總經理和董事長到底誰大？他們就鬧得不得了，永遠搞不清楚。這時候照理應該有文化局說明他們，應該有經濟學家說明他們，但是沒有。

　　龍永圖：用一句標準的話講，叫要用“制度文化”來規範他們。

　　餘秋雨：在制度文化之前還需要一個文化，首先要肯定他們。在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明代的時候，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也有一群農民銀行家誕生了。但是他們造就了文藝复興。那個家族叫美迪奇家族，一個非常豪華的家族，他們有錢，他們發現了達R26;芬奇，他們把十三歲的米開朗基羅拉到自己的學校里來讀書。文藝复興就是有一批企業家在資助著，否則你說那些文藝复興的大師怎麼可能自己花幾年造座教堂？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造教堂是很麻煩的。還有那個米開朗基羅，他要搞一個大衛的雕塑，也需要很多錢，需要場地，都需要企業家資助。企業家也在這樣的文化當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責任。所以歐洲就有了後面一系列的進步。

　　龍永圖：因為什麼，我覺得我們在談論文化的時候實際上和經濟有很多的關聯。

　　餘秋雨：所以我當時就寫了一篇文章叫《 抱愧山西 》，說中國文人整天在想著我們的朝廷什麼時候能興旺起來，沒想到從他們窗口走過的經商的駱駝隊，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希望，他們完全不屑一顧。這是中國文化的失職。

　　龍永圖：輕商。

　　主持人：沒有去肯定他們。

　　餘秋雨：就是完全沒關顧他們，讓這些農民自己去想，他們想出來的理想就是一個地主宅院，所以完全不能應對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全世界的金融文化，他們完全沒法應對。我們又不能不為文化，也為他們深深地一歎，就是沒有文化理念的商人和農民將會走到死胡同，不介入社會改革的那些文化同時也將走到死胡同，都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龍永圖：我們覺得在打造中國軟實力的時候，文化應該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像為什麼這幾年在國外建立的孔子學院越來越多，有那麼多人開始學中文。其實並不是我們中國人刻意地要求人家外國人學中文。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經濟發達了，很多人都了解到，只要學會了中文，他們可以到中國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國外也可以找到一份和中國投資貿易有關係的工作。所以學中文是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後來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國的一個教育部長說的：“學中文符合美國利益。”美國說話老是用符合它自己利益的這一條。他說：“學中文可以說明我們開發美國人的大腦和智慧。”我還看到BBC的一篇文章說，講中文同時要用兩個大腦，講英文只用其中一個大腦就可以了，所以對開發美國人和西方人的智慧，開發他們的大腦和思維有好處。我當然不知道這個有多大的科學性，但是他們確實相信這一點。所以現在很多的外國人都在學中文，孔子學院發展得很快，學中文在全世界也確實形成了熱潮。對中文的熱衷實際上就是國家軟實力間接的一種體現。

　　餘秋雨：所以我最近這幾年反复到處傳播，當時的長安是怎麼樣過日子的。長安真是很寬容，這個寬容造就了中國人的千年心態。盡管有的時候也很極端，但是我們有過一個長安，這個長安心態用一種非常複雜的隔代遺傳的方式沉澱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所以中國人總體上說起來，盡管有的時候公德上不太註意，但是基本上比較大氣。

　　當時羅馬東西兩個帝國，羅馬在七八世紀五萬人左右的時候，長安一百萬人。這里邊你知道有多少外國人？外國人比例非常高，七十幾個外交使團，三萬個留學生。長安的人穿的是波斯的服裝，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用的是羅馬的醫術，看的是印度的雜技，然後建築風格最豪華的是拜占庭的建築風格。而且一批長安人裡面比較有錢的還開始用黑人做仆人。這就是長安啊，公元七世紀、八世紀、九世紀。更驚人的是什麼樣的宗教都可以在那兒存活，在波斯，最早他們有摩尼教，後來被拜火教消滅了，拜火教後來又被伊斯蘭教消滅了，但是這三個宗教在長安都存活都很好，它們的關係也很好。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講到，一個偉大的都市，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貴的客人，還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而且讓他們在那兒可以和平共處。這非常了不得。長安是一種非常好的中華文化的文化模式。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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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於丹、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鳳凰衛視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中國文化界名流展開思想碰撞，畅談正在崛起的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