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組織發揮作用的證據(5)

    在漢薩同盟的權威下，北歐的貿易繁榮了數代。盡管1360年的貿易禁令並不是最後一次，但是以後的貿易爭端看起來主要集中在分配問題，比如貿易特權的擬定。保護貿易安全的承諾不再是個問題。

    對比一下德國城鎮間漢薩同盟和與之非常不同的意大利商人組織的發展是很有啟發的。意大利城邦牢固的內部政治和商業組織及其在貿易上的聲望，使他們可以克服協調和內部強制執行的問題，保證來自不同的意大利城邦的商人能夠統一行動。由於他們的規模足夠大——在他們進行貿易的港口，沒有一個城邦是邊緣參與者——因此城邦間的協調是多餘的。[108]相反，德國的Kontor是一個地方性組織，缺少讓來自德國不同城鎮的成員服從決議的能力。德國的城鎮很小，漢薩同盟成立前，在像佈魯日這樣的大型貿易中心裡，他們大多顯得不那麼重要。

    規模很重要，正如馬格里佈所發生的那樣，這點比較有趣。在馬格里佈，聯盟太小會增加懲罰的成本，從而降低懲罰的可信度，而聯盟太大會破壞可置信的懲罰所要求的信息流。類似地，漢薩同盟要想運行的有效率，它必須具有足夠的規模來避免自己被忽視。

    因此，行會興起的時機就涉及人口增長和城邦內部組織的形成過程。在南歐，主要的意大利城邦發展起來是由於地中海沿岸發生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意大利的貿易擴張是因為每個城邦的行會都有足夠的規模，它的貿易商不可能被忽視，他們的產權因此就得到了保護。

    盡管在波羅的海的貿易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很大，但這個地區的定居模式——受德國向東的軍事擴張影響——是建立了很多小城鎮，它們不能保護外來商人的安全。只有在經過了長時期的城邦化擴張和制度演化之後，這些城鎮才組成了一個城邦間的商人行會：德國漢薩同盟，並使得波羅的海貿易繁榮起來。

    雖然行會是貿易擴張的前提條件，但是在歐洲，行會的興起並不是由新的貿易收益導致的。確切地說，它在不同地方興起反映了制度動態變遷這一歷史進程的本質。不同行會的組織方式以及它們興起的時機——同時也是貿易擴張的時機——是由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進程所決定的，在這些進程中形成了行會功能要求的制度要素和其他條件。

    歷史分析支援了這樣一個假設，即商人行會組織是克服統治者承諾問題以及推動貿易擴張的制度核心。雖然這些組織具有各種行政管理形式——從城邦行政部門的分支（比如意大利城邦的行會）到漢薩同盟這樣的城邦間組織——但它們的功能是相同的：提供克服承諾問題需要的協調和內部強制執行能力。統治者和商人的行為、他們的調整過程中的戰略以及隨著行會組織的建立而實現的貿易擴張，都肯定了行會組織的這一作用的重要性。行為的條件與機制。然而，博弈論分析和制度分析二者的區別值得進一步考察。首先，博弈論分析假定參與人有博弈規則的共同知識；制度分析認為人們依靠（制度化的）規則行事，通過社會規則、其他人行為及可以觀察到的相似結果了解了特定情形的各個方面。正如在後文將要說明的那樣，這意味著一些人可能沒有認識到特定情形下的各個方面的潛在變化，因此也就不會相應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參數改變了，但是制度能夠而且確實經常得以持久存在下去。

    制度持久存在機制還有助於保持我們常常所說的社會文化和社會（組織）特徵。制度化規則、信念、規模以及組織是制度的構成部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社會文化和社會特徵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意味著社會地位，體現在人們的偏好之中，並且形成了內在化的以及其他的一些信念，這些信念都是衆所週知的社會特徵，一方面是制度特徵，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社會特徵，這種兩個特性的重疊意味著，上述的制度持久存在機制決定了一個社會組織的文化和社會特徵得以持久存在下去。

    馬格里佈人的社會組織——馬格里佈商人組織——是一個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有助於增進群體成員的福利。該制度對待成員和非成員有不同行為，使這個獨特的社會得以再生。（基爾特）商人組織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得以不斷再生。這個不斷再生的過程意味著產生特定制度的內生過程不再是自我強化的，也意味著相互重疊的文化和組織特徵不再通過相關制度引發的行為得到再生。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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