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組織發揮作用的證據(3)

    阻止船只進入海峽和收取罰金是防止商人打破貿易禁運的企圖的兩種方法。然而，證據顯示貿易禁運威脅的可信度通常由一個不同的手段來支援，也就是通過賦予行會對其成員商人發放商業許可的能力。在英格蘭和歐洲其他地方，地方行會通常在其自己的城鎮享有獨家的貿易特權。有代表性的特權包括城鎮內零售業的壟斷權、獨家免稅權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把成員趕出行會的權利（Gross 1890，第19～20頁，38ff.，65； de Roover 1948，第18～19頁） 。行會組織能夠在他們的家鄉為其成員提供源源不斷的租金。然而，獲得這些租金是以遵守行會組織的推薦、規則和指令為條件的。由於變更居住地代價昂貴和需要維護成員間的團結，這些租金能夠把成員和行會綁在一起。

    這里進行的讨論意味著，行會在當地的壟斷權可能對推進其與別的地方進行貿易有說明。這些壟斷權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租金，這些租金要求其他成員的支援，因而起到了公債的作用，就促進了成員們遵守針對統治者違規行為的集體行動。

    1240年弗蘭德斯人的管制說明了租金對提供適當激勵的作用。忽視行會對另一城市的貿易禁令的商人被驅逐，失去了他的租金收入：“如果伊普雷或杜埃的哪個商人和那些行會制定的決定對著幹，那麼為共同利益著想，利用罰金或別的手段，其他商人將不再與他一起買賣、住宿、吃飯，或是在船上儲存羊毛或佈料……任何不遵守這個排斥規定的人都將被罰款5先令”（Moore 1985，第298頁）。

    4.1.3 行會組織的演變

    德國商人與自己的城鎮以及進行貿易的城鎮之間的關係由一種制度管理，這種制度的演變和運作是行會繁榮貿易最好的例證。由於德國城鎮相對較小，要想讓聲譽機制有效地運行起來就需要進行協調和強制，因此必須採取手段來管理來自不同城鎮的商人行為。這就導致了行會組織的一種有趣形式的興起，被稱為德國漢薩同盟（German Hansa）。

    一些更廣泛的研究已經挖掘出了漢薩同盟豐富的歷史資料（比如Weiner 1932；Dollinger 1970；Lloyd 1991），這讓我們可以對它的演變進行理論分析。這些研究著重考察了發生沖突從而影響貿易的事件。在纯理論的條件下，沖突可以被解釋為有關各方行為的信息不完全時出現的一種均衡現象。然而，在這里所考察的歷史事件緊接著帶來了組織上和制度上的變化，把這些作為均衡結果看起來讓人難以相信。作為替代，我們可以把這些事件看做非均衡結果，其中的變化反映了人們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去適應環境的變化和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協調德國海外商人行動的基本組織單位——Kontor——的成員資格並不以在特定城鎮居住為條件。到任何一個非德國城邦的德國商人都可以參加當地的Kontor。Kontor和行會組織一樣，具有在與城鎮發生沖突時，協對德國商人的反應進行調節的功能，但是它缺乏在居住地懲罰商人以及制裁其成員的能力。如果確實是這樣，德國Kontor和其他行會組織的區別，就會使得Kontor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並導致這種商人組織形式的改變或解散。

    有關佈魯日城、當地Kontor以及德國城鎮間契約關係的那段歷史清楚地解釋了這一演變。1252年，德國商人的一個Kontor獲得了在佈魯日的廣泛的貿易特權，接著長久定居下來（Weiner 1932，第218頁）。這個Kontor由那里的德國商人選出的6名議員領導，其中2名議員來自萊茵河的城鎮，2名來自威斯特伐利亞—溫德的城鎮，2名來自普魯士—波羅的海諸國的城鎮，這反映了參與組織的德國商人的來源（de Roover 1965，第114頁；Dollinger 1970，第86頁）。

    佈魯日給予外來商人的特權不斷地被侵犯，最終導致了騷亂。一份日期為1280年的文件報告說，“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來到弗蘭德斯的商人在佈魯日受到了各種各樣的粗暴對待，他們沒辦法保護自己”。1280年，德國商人和大多數在佈魯日做生意的其他外來商人一起採取了報復措施，他們把貿易轉移到了亞丁堡。在兩年的談判之後，新的協議達成，Kontor回到了佈魯日。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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