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組織發揮作用的證據(2)

    在意大利城邦，商人行會的功能常常是為本地商人利益服務。熱那亞和大不里士——位於波斯灣和遠東的貿易路線上的一個富有活力的城邦——之間的關係反映了城邦在禁止貿易決策的協調作用。1340年，大不里士的統治者沒收了許多熱那亞商人的貨物，熱那亞則宣佈了一個針對大不里士的貿易禁運（devetum）。1344年，大不里士統治者派出使節到熱那亞，承諾賠償商人們遭受的一切損失，並在未來提供良好的待遇。結果，這次的貿易禁令取消了，熱那亞商人大量地湧往伊朗。然而，大不里士的統治者並沒有遵守他的諾言去保護那些商人的權利——熱那亞商人遭到搶劫，許多人被殺死，物質損失達200 000里拉。當大不里士後來的統治者邀請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前來貿易時，由於他“不能給他們需要的保護，因此意大利商人雖然迫切地想要恢復其在波斯繁榮的貿易，以及重新開辟前往印度和中國的商路，也覺得再去相信一個同樣的承諾是危險的”（Lopez 1943，第183～184頁）。

    在熱那亞人對大不里士的貿易禁運中發生的一個事件證實了商人群體中強制力的歷史重要性，並且表明了商人行會的角色。1343年，在針對大不里士的禁止貿易期間，一名叫做Tommaso Gentile的熱那亞商人正在從霍爾姆茲到中國的途中。在帕米爾高原的某處他生病了，不得不把他的貨物委託給同伴，然後沿著最短的路線回熱那亞，這就要穿過大不里士。當他的行程要經過大不里士的訊息傳到熱那亞時，Tommaso的父親不得不向“航海和黑海八人委員會”——也就是熱那亞海外貿易委員會——證明這次違規是正當的。委員們接受了這位父親的主張， [102]即Gentile是因為不可抗力而被迫經過大不里士，並且由於他經過大不里士時沒帶貨物，宣告他無罪（Lopez 1943，第181～183頁）。

    1261年，來自根特、伊普雷、杜埃和康佈雷的購買英國羊毛的弗蘭德斯商人訂立了一項協議，反映了商人行會以過去足夠的保護作為未來貿易條件的戰略，它利用排斥的方式實現自我保護（而不是去獲得優惠或低價），並反映了獲取信息、協調行動以及實現聯合抵制之間的關係。“為了貿易著想”，他們決定“如果在英格蘭的任一地方從事羊毛交易的任何教會神職人員或是任何其他商人欺騙了本同盟中的任一商人……在重量、羊毛毛料或產品上弄虛作假……並且如果他們不願意做出賠償，那我們將決定，本同盟現在或將來的成員都不再會與其進行貿易。”為了使他們貿易禁運的威脅達到效果，他們“決定在每個這些城邦里都會有一個人來觀察和評判不公的現象，說服犯錯誤的人做出賠償”（Moore 1985，第301頁）。

    一個協調性組織的貿易禁運威脅的可信度和力度，關鍵取決於遏制統治者通過向違規者提供特殊條件來破壞貿易禁運的能力。理論上講，由於在貿易禁運中從額外的貿易中獲得的邊際收益提高，雙邊聲譽機制有可能讓統治者承認這些條件。歷史證據證明，行會組織需要採取特別的手段阻止貨物進入遭到貿易禁運的城邦。1284年，挪威人襲擊並掠奪了德國商船。作為反應，德國城鎮對挪威採取貿易禁運，禁止出口谷物、面粉、蔬菜和啤酒。為了防止德國商人走私食物到挪威，德國城鎮在丹麥海峽駐紮船隊。根據chronicler Detmar的說法，“一場非常嚴重的饑荒爆發了，挪威人被迫做出賠償”。挪威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使得這次貿易禁令顯得特別有效果（Dollinger 1970，第49頁）。

    貿易禁運成功的關鍵在於取得所有相關商人的支援，遭到貿易禁運的城邦清楚這一點。[103]1358年當德國城鎮對佈魯日實行貿易禁令時，該城邦就試圖通過向科隆的商人提供廣泛的貿易特權的辦法來打破貿易禁運（Dollinger 1970，第 65～66頁）。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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