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承諾(2)

    確實，在貿易中心和外來商人之間的關係史中，有幾個針對統治者違背其合同義務進行多邊懲罰的例子。大約在1050年，西西里的穆斯林統治者對進口到西西里的馬格里佈商人的貨物徵收10%的關稅（取代了在伊斯蘭教法中規定的5%的關稅）。商人們做出反應，他們強化貿易禁運，並把貨物運到與西西里競爭的貿易中心突尼斯。貿易禁運的效果是明顯的：一年後，西西里的統治者取消了額外的關稅。

    這個例子說明，在多邊聲譽機制所描述的情況中，統治者不敢侵犯任何商人的權利，否則其他衆多商人將停止貿易。如果統治者和衆多商人間的未來交易是根據他如何對待一個特定商人的行為來確定的，那麼這或許可以在缺少任何正式組織的情況下克服承諾問題。在西西里，像我們引用的其他例子里一樣，商人針對城邦採取集體懲罰措施，那些並未受到直接傷害的商人也參與其中。這些案例所反映的侵犯行為通常都是針對個別商人群體的，統治者也可以對商人們區別對待，沒收某些商人的財物，或收回對他們的法律保護，而不去直接傷害另一些商人，從而做到有選擇地侵犯或不去保護他們。西西里的統治者的確就只對猶太商人提高了關稅；在君士坦丁堡發生的兩次對熱那亞人住所的攻擊中，其他的意大利商人並沒有受到傷害。

    這些例子給出了兩個相互聯繫的原因，解釋了為什麼缺少組織支援的多邊聲譽機制可能不足以在有效率的貿易水平上克服承諾問題。第一個原因涉及合同的歧義性和信息不對稱，第二個原因反映了處於多邊關係中的不同商人的不同動機。

    近代遠程貿易發生在高度複雜和不確定的環境中。在這些環境下，總有可能會發生不可預期的事件，以及對現存協議出現多種解釋。這就意味著“違約”的解釋常常出現模棱兩可的情況。商人對事實不同的解釋、信息不對稱以及通訊不發達都意味著，如果缺少一個組織來協調各方的反應，全體商人就不可能對侵犯某一商人群體的行為做出有效的反應。4.2節則用規範的方法論證了，當一部分商人察覺到侵犯任一商人群體的行為、並做出反應時，如果這部分商人的數量只是與被侵犯的商人數量相當，那麼在有效率的貿易量上，多邊聲譽機制依然是失靈的。其原因和雙邊聲譽機制失靈的原因相同，就是說在貿易擴展到有效率的水平時，一個邊際的商人群體取消貿易的威脅並不那麼顯著。

    在中世紀的環境中，要想把貿易擴展到有效率的水平，就需要有一個組織，通過協調大部分商人的反應來對多邊聲譽機制進行補充。只有當一個協調性組織存在的時候——當它把統治者和商人的交易與商人間信息共享的交易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多邊聲譽機制才有可能解決承諾問題。嚴格地說，當存在一個協調性組織的時候，便會出現一個完美的均衡，即只要沒有宣佈貿易禁運，商人就會來這個城邦（在有效率的貿易水平上）；如果宣佈貿易禁運，商人就不會來。只要沒有宣佈貿易禁運，統治者就會尊重商人的權利；反之則會侵犯他們的權利。因此，當存在一個協調機構的時候，貿易就可能擴展到有效率的水平。

    盡管這些戰略對應著一個完美均衡，但是這種形式的理論仍然不能使人信服。根據均衡戰略，當協調機構組織一場貿易禁運時，商人們不會不遵守，因為他們預計統治者會侵犯打破貿易禁運的商人的權利。但是，這些預期是合理的嗎？為什麼城邦會懲罰而不是鼓勵打破貿易禁運的人？4.2節證明了這種鼓勵具有潛在的可信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打破貿易禁運的人的權利將得到保護的信念得到了自我增強。在一個有效的貿易禁運中，貿易量減少，邊際商人的價值增加，此時雙邊聲譽機制就有可能變得有效。也就是說，在城邦和商人之間可能存在利益共通之處，而城邦尊重這些利益也將是可信的。這種可能性限制了貿易禁運潛在的威脅性，並且相應地削弱了任何協調性組織維持有效率貿易的潛在能力。

    為了把貿易維持在有效率的水平，多邊聲譽機制可能需要一個組織來作為補充。這個組織通過對成員實行制裁，有能力協調關於貿易禁運的決定、並強制執行這些決定。換句話說，這樣的組織把商人們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強制交易聯繫了在一起。這個組織及其預期的行動超出了統治者的控制，統治者最好的做法就是尊重商人的權利。因此商人們才會相信他們的權利將得到保護，從而開展貿易。不過，這些觀點的基础是行會組織的行動不受單個商人的控制。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商人們能夠可信地承諾會對侵犯行為做出集體反應。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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