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號“德萊賽普斯”:納賽爾開始行動
納賽爾感到氣憤、羞耻,並且渴望著复仇。他認為,運河過境費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坝的投資。他對於出現在埃及中央地帶的殖民主義現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後快。7月26曰,在亞歷山大,納賽爾在他童年第一次參加反英示威的那個廣場上發表了演說。他以埃及領袖的名義,對運河的建造者德萊賽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复加以诽谤。“德萊賽普斯”是埃及軍隊開始行動的代號。當納賽爾演講結束的時候,埃及軍隊已經控制了運河區。蘇伊士運河被沒收了。
這是一個轟動一時和頗有膽略的行動。運河區被佔領之後,局勢戲劇性地驟然緊張起來。
尋求妥協的外交活動和徒勞無功的努力一直持續了三個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堅持在運河上引導船只的英國和法國導航員按照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這項工作被認為是商船航運業中的尖端技術,倫敦和巴黎的高級官員們認為,由於運河水淺和從西奈吹來的強勁溯風,埃及人是無力獨自經營運河的。然而,早在若幹年之前,埃及政府已開始重視培訓埃及的導航員了。及至運河國有化的時候。一大批富於才幹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輪的準備。蘇聯集團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駕駛員前來相助。因此,在納賽爾當政時期,國有化後的蘇伊士運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運營。
在危機開始和升級期間,英國和法國政府都曾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想中斷運河的航運,特別是石油運輸。美國政府的立場如何呢?在這幾個月里,不僅英國和法國,就連一些英國官員也捉摸不透美國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個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傷了艾登與杜勒斯之間的和氣。艾森豪威爾在日記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寫道:杜勒斯“在介紹情況時並不特別循循善誘。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時似乎並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詞和儀態去打動對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國人一樣,認為艾登既傲慢又刻闆。他們話不投機,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早在兩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經在法屬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發生爭論。艾登主張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則對和平解決方案毫無興趣。
1956年8月,就在運河國有化的幾天之後,杜勒斯向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長們信誓旦旦地說:“必須找出辦法,讓納賽爾交出運河”。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這一看法一直萦繞在艾登的耳邊,給他帶來某種安慰。然而,在英國人看來,美國人卻沒有想出什麼切合實際的外交策略。這不禁使英國人疑窦叢生。美國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動而已。
其實,美國的決策人並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爾。這位總統對於美國應當採取的立場,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來,訴諸武力既無取勝把握,亦無開戰理由。美國對策的實質就是防止英法的軍事干預。他認為,歐洲國家沒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個有生存能力的馴服政府。任何這一類嘗試都會激勵阿拉伯人和整個第三世界反對西方,並且被蘇聯人利用。除此之外,他還告訴艾登:“納賽爾靠戲劇性場面而走紅,最好的辦法是讓這出戲漸漸地冷場。”艾森豪威爾曾經向他的顧問抱怨說,英國人的思維已經“過時”,納賽爾體現了該地區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對埃及發動軍事進攻,肯定會使納賽爾變成發展中國家的英雄,並且有損於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領導人,使中東石油濒臨危險。艾森豪威爾一次又一次地嚴厲衷告倫敦不要動武。
艾森豪威爾認為,最重要的是,美國不能以支援恢復殖民統治的面目出現,而應當利用埃及局勢提供的機會,贏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援,盡管必須以疏遠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和法國為代價也在所不惜。納賽爾在聽取了關於艾森豪威爾一次演說的匯報之後,開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問道:“他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艾森豪威爾就要在1956年11月爭取競選連任了。他在當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當時正以和平締造者的姿態進行競選。此時此刻,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軍事危機引起選民的恐慌,從而威脅他的競選。英國和法國從來也沒有真正地把美國總統大選日程因素當成一回事,因而鑄成大錯。它們在繼續進行公開的外交表演的同時,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們跟在制訂對運河區實行軍事干預的計劃,但是兩國都還沒有作好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英國人發現,他們不得不在旅遊旺季徵用遠洋班輪,甚至不得不求助於私營的皮克福德搬運公司,以便運送坦克。
石油是經濟發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國發展強大的首要戰略問題。尤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誰掌握了石油誰就主宰了世界!誰就能控制對手!對20世紀的人類來說,石油促使了資本主義與現代工業的真正發達;石油造成了世界強權與地緣政治的錯綜糾結:石油,也把人類轉化為碳氫化合物的組合。但,不論我們要從發展的角度歌頌石油,還是從生態的立場痛恨石油,都必須先了解石油的故事。
本書是對石油歷史的一個全景式的掃描——對財富與權力的爭奪總是伴隨在石油週圍。這種爭奪動搖了世界的經濟、支配了戰爭的結果並且改變了人和國家的命運。《石油大博弈》既是20世紀一段波瀾起伏的歷史,也是一段石油發展史。這部歷史的場景極其宏大——從賓夕法尼亞第一口油井的鑽出,到兩次大規模的世界大戰,再到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和“沙漠風暴”行動。
這是一個轟動一時和頗有膽略的行動。運河區被佔領之後,局勢戲劇性地驟然緊張起來。
尋求妥協的外交活動和徒勞無功的努力一直持續了三個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堅持在運河上引導船只的英國和法國導航員按照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這項工作被認為是商船航運業中的尖端技術,倫敦和巴黎的高級官員們認為,由於運河水淺和從西奈吹來的強勁溯風,埃及人是無力獨自經營運河的。然而,早在若幹年之前,埃及政府已開始重視培訓埃及的導航員了。及至運河國有化的時候。一大批富於才幹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輪的準備。蘇聯集團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駕駛員前來相助。因此,在納賽爾當政時期,國有化後的蘇伊士運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運營。
在危機開始和升級期間,英國和法國政府都曾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想中斷運河的航運,特別是石油運輸。美國政府的立場如何呢?在這幾個月里,不僅英國和法國,就連一些英國官員也捉摸不透美國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個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傷了艾登與杜勒斯之間的和氣。艾森豪威爾在日記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寫道:杜勒斯“在介紹情況時並不特別循循善誘。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時似乎並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詞和儀態去打動對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國人一樣,認為艾登既傲慢又刻闆。他們話不投機,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早在兩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經在法屬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發生爭論。艾登主張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則對和平解決方案毫無興趣。
1956年8月,就在運河國有化的幾天之後,杜勒斯向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長們信誓旦旦地說:“必須找出辦法,讓納賽爾交出運河”。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這一看法一直萦繞在艾登的耳邊,給他帶來某種安慰。然而,在英國人看來,美國人卻沒有想出什麼切合實際的外交策略。這不禁使英國人疑窦叢生。美國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動而已。
其實,美國的決策人並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爾。這位總統對於美國應當採取的立場,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來,訴諸武力既無取勝把握,亦無開戰理由。美國對策的實質就是防止英法的軍事干預。他認為,歐洲國家沒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個有生存能力的馴服政府。任何這一類嘗試都會激勵阿拉伯人和整個第三世界反對西方,並且被蘇聯人利用。除此之外,他還告訴艾登:“納賽爾靠戲劇性場面而走紅,最好的辦法是讓這出戲漸漸地冷場。”艾森豪威爾曾經向他的顧問抱怨說,英國人的思維已經“過時”,納賽爾體現了該地區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對埃及發動軍事進攻,肯定會使納賽爾變成發展中國家的英雄,並且有損於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領導人,使中東石油濒臨危險。艾森豪威爾一次又一次地嚴厲衷告倫敦不要動武。
艾森豪威爾認為,最重要的是,美國不能以支援恢復殖民統治的面目出現,而應當利用埃及局勢提供的機會,贏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援,盡管必須以疏遠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和法國為代價也在所不惜。納賽爾在聽取了關於艾森豪威爾一次演說的匯報之後,開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問道:“他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艾森豪威爾就要在1956年11月爭取競選連任了。他在當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當時正以和平締造者的姿態進行競選。此時此刻,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軍事危機引起選民的恐慌,從而威脅他的競選。英國和法國從來也沒有真正地把美國總統大選日程因素當成一回事,因而鑄成大錯。它們在繼續進行公開的外交表演的同時,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們跟在制訂對運河區實行軍事干預的計劃,但是兩國都還沒有作好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英國人發現,他們不得不在旅遊旺季徵用遠洋班輪,甚至不得不求助於私營的皮克福德搬運公司,以便運送坦克。
本文摘自《石油大博弈(上下)》
石油是經濟發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國發展強大的首要戰略問題。尤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誰掌握了石油誰就主宰了世界!誰就能控制對手!對20世紀的人類來說,石油促使了資本主義與現代工業的真正發達;石油造成了世界強權與地緣政治的錯綜糾結:石油,也把人類轉化為碳氫化合物的組合。但,不論我們要從發展的角度歌頌石油,還是從生態的立場痛恨石油,都必須先了解石油的故事。本書是對石油歷史的一個全景式的掃描——對財富與權力的爭奪總是伴隨在石油週圍。這種爭奪動搖了世界的經濟、支配了戰爭的結果並且改變了人和國家的命運。《石油大博弈》既是20世紀一段波瀾起伏的歷史,也是一段石油發展史。這部歷史的場景極其宏大——從賓夕法尼亞第一口油井的鑽出,到兩次大規模的世界大戰,再到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和“沙漠風暴”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