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沙巴尼和人質危機(1)

　　大約就在1979 年伊朗人質事件爆發之前六個月左右，AIG 遇到了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挑戰。這次故事的主角是K.C. 沙巴尼(K.C.Shabani) ，一位伊朗裔美國人，在此前的20 年時間裡，他一直在AIG 加利福尼亞分公司擔任一個無關痛癢的職位。20 世紀70 年代，格林伯格從AIG 的電腦名單里發現沙巴尼會說波斯語，並可以勝任在伊朗的工作。於是格林伯格就分配給了他一項新任務：說服伊朗當局允許AIG 成為第一家在伊朗運營的外國保險公司。

　　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說服一位當時在伊朗政府任部長的老朋友，希望能夠得到許可，讓AIG 在伊朗開展業務。除此之外，沙巴尼還跟自己的妻子離了婚，娶了伊朗國王的秘書，而這位秘書的哥哥是國王姐姐的情人，而國王的姐姐又對國王本人有實質的影響力。於是幾乎一夜之間，沙巴尼成為伊朗國王的座上賓，每個星期六都可以參加皇宮的網球賽，並且迅速跻身德黑蘭的上流社會。最後，在1975 年，伊朗政府通過法令，允許AIG 成為本國的第一家外國保險商。沙巴尼順理成章地成為AIG 伊朗分公司的總經理，公司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

　　但好景不長，1979 年，國王逃離德黑蘭，當時AIG 負責中東事務的副總裁碰巧人在伊朗，困在伊朗三個星期，就在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回到德黑蘭之前，他才乘坐飛機逃離伊朗。可沙巴尼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阿亞圖拉政府沒收了AIG 的財產，並把沙巴尼投進了監獄。

　　格林伯格親自負責營救沙巴尼的行動。“我們不僅要把沙巴尼救出來，還要把他安全的運出伊朗。”格林伯格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他和他的家人負有一份責任。否則這件事情就會給我們在全球各地的員工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動。他們也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讓他們感到安全，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AIG 立刻全體總動員；格林伯格召集了所有必要的人員集中精力完成這項工作——每當格林伯格想到某個計劃或想嘗試某件事情的時候，他總是會立刻召集一個專門的小組來完成他的構想。我立刻被派往休斯頓，任務是去那里尋找一個外科醫生——他的弟弟是當時伊朗的外交部長。不幸的是，那位醫生告訴我，他的哥哥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實權了，而且他將很快離開伊朗( 後來也的確如此)，所以根本無法幫上我們。而此時我們一貫的盟友，美國政府，也束手無策了。由於美國政府基本上沒有跟伊朗革命政府建立任何外交關係，所以AIG 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第一個原則——利用美國政府的權力來說明自己實現目標——根本無法發揮作用了。於是AIG 的執行官們只好滿世界地尋找其他途徑來解救沙巴尼。

　　很長時間過去了，營救行動依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時負責中東

　　事務的諾丁漢姆和我一起去華盛頓參加國務院(Foggy Bottom) 的會議。“現在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有人告訴我們，“伊朗人說他們搜查了沙巴尼的辦公室。在他辦公桌的抽屜里發現了一條女人的褲子和一些毒品。要知道，在伊朗，毒品和通奸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有時甚至會被判處死刑。這立刻讓我們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使得我們根本沒有機會來要求伊朗政府釋放沙巴尼。” “太荒謬了，”諾丁漢姆回答，“我知道沙巴尼根本不吸毒，也不會買賣毒品，他對妻子也很忠誠。我們應該用其他方法，把他救出伊朗。如果伊朗人真的找到證據——我是說如果——那就是故意栽贓。”這位官員感覺有些難以置信，但解釋說即便諾丁漢姆所說的是真的，伊朗人也會找到其他說法繼續扣押沙巴尼。接著諾丁漢姆問，當一位無辜的美國公民被陷害關進監獄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通常會怎麼做，這位官員立刻火冒三丈，說他會不惜一切代價把這個人救出來。他答應會“積極跟進這件案子”，然後就結束了這次談話。我們相信沙巴尼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經擔任伊朗國王的秘書，並與伊朗國王時期的高層交往密切。

　　1979 年11 月4 日，伊朗好戰分子沖進美國駐伊大使館，大約有70 名美國人開始了他們長達444 天的人質生涯。在這種情況下，再讓美國政府關註沙巴尼的案子幾乎已經不可能了。當70 名美國外交官和士兵都被掠為人質的時候，你怎麼可能要求政府去關心一家美國公司和它的經理的命運呢，尤其是當這位經理還可能進行毒品交易以及婚外情的時候？AIG 一直都在準備要求美國政府督促伊朗方面歸還公司的資產，但人質事件的爆發使得這種要求變得毫無意義。沙巴尼的妻子納斯林(Nasrin) 的出現讓整件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沙

　　巴尼出身貧寒，加入AIG 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做一些無足輕重的工作，所以當他受命負責管理AIG 伊朗公司的時候，也是他的職業生涯上一次巨大的飛躍。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他成了AIG 伊朗公司的總裁，而且很快成為德黑蘭社交圈里的紅人。

　　當伊朗國王在位時，納斯林對於沙巴尼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說明，可當沙巴尼逃離這個國家之後，納斯林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負擔。沙巴尼入獄後，納斯林獲準可以離開這個國家，但她堅持要回去營救自己的丈夫。如果說她以前的身份還不足以破壞整個營救工作的話，那她的態度則無疑讓整件事情變得更加糟糕——事實也是如此。她最典型的一個做法就是去面見法官，並要求對沙巴尼的案子提出上訴。這時擁有中東血統的亨利-貝達斯(Henri Beidas) 也從倫敦趕到了德黑蘭，陪同在納斯林左右。在面見法官的時候，納斯林盛裝打扮——一件迪奧的上衣，一件阿瑪尼的披肩，普拉達的鞋子，渾身珠光寶氣，外面套著一件長長的貂皮大衣。她就穿成這個樣子去見一位嚴格遵守伊斯蘭法令的革命派法官。不僅她的穿著打扮十分不得體，她的行為舉止也同樣讓對方感到不舒服。貝達斯後來回憶說，納斯林在法官面前大罵政府和法官，並要求他們立刻釋放沙巴尼。還算幸運，法官沒有立刻把她投入監獄。

本文摘自《保險巨頭AIG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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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集團（Amerrican Internationgal Group,AIG）創立80餘年來，經過創辦人史帶與前執行長兼董事長格林伯格兩代的努力，靠著企業管理、財務操作、企業並購及政治權力的運用，締造無可匹敵的保險王國。
　　創業維艱之時，AIG創始人史帶憑借浪漫的冒險精神、劍走偏鋒的商業謀略、遊刃有餘的政商結合的企業運作模式，將企業從上海灘擴展到全世界。1968年之前，他譜出一首與所有歐美跨國大企業完全不同曲調的歌曲：從中國上海起步，瞄準當時歐美大型保險企業忽視的中國壽險市場而迅速站穩腳步；二次大戰爆發後，一方面開拓未受戰火波及的南北美洲市場，一方面又利用保險業務的客戶調查協助官方情報部門，從而建立了深厚而廣泛的政治人脈，因此戰後隨即跟著美國佔領軍進入歐洲和日本市場。這樣靈活而巧妙的經營手法令人啧啧稱奇，而這種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逆向”擴展，在歐美跨國企業發展史中更可謂絕無僅有的。
　　之後，史帶欽定的繼承人、素有“保險教父”之稱的格林伯格繼續把AIG發展壯大：他營救陷於伊朗危機的員工，比美國政府與情報特遣部門工作效率還要高；促使服務業納入貿易談判，利用“超級301法案”打開個別國家的保險市場。
　　本書作者曾是AIG高級主管，跟隨格林伯格多年，不僅耳聞目睹、甚且親身經歷AIG在許多國家恩威並施的經營手法，將商業力量和政治力量完美結合，把“保險必須跟著國旗走”這句業界金言運用得十分透澈。
　　該書是一本寓教於樂的書，AIG從一個當初在上海的小型辦事處成長成為如今紐約的摩天大樓，中國元素的影子至今仍然隨處可見。沿著這條路，你將會看到一個獨特的群體，一個來自俄國、中國和美國的多元企業文化，並會看到一些改變企業發展的不可預知的神秘事件。
　　本書充滿了跨國密謀和老練的商業技巧內幕，《勇攀險峰：格林伯格與AIG傳》詳細地講述了創始人史帶如何建立他的商業帝國——從最初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到最後成為全美最大的保險公司，並解釋了其為何將其交給一個性格堅毅、急躁、意志力強硬、不知疲倦的格林伯格。
　　當格林伯格開始掌舵AIG時，你將會看到他是如何進行風險控制並使AIG在一年內迅速成長為一個上市公司，同時你也會看到格林伯格與政客、商業專家之間的龐大關係網，以使他成為行業帶頭人，非盈利以及博愛的社會領袖，甚至成為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