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帶對共產黨做出了錯誤的判斷(2)

　　弗里曼的女兒琳達就是在這段動蕩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當多林被送進醫院的時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產主義風格進行的。當時醫院每天都收費都是固定的，跟前來就診的病人的人數並沒有直接關係。打個比方，如果前來就診的有100 個人，則當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負擔；如果只有三個病人，就由三個人承擔。琳達花了10000 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數目。”

　　弗里曼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達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難民船，但他們卻差點沒趕上上船的時間。“當時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針對公司的訴訟，”他回憶道，“在最終裁決下達之前，相關各方都不得離開這個國家。這艘船離開的時間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時候，船票到了。對方告訴我們，法院只是需要我們去做口供而已，一結束，我們就可以離開。”

　　“下午6 點鐘開始。法官首先問我，難道上海不是個很棒的地方嗎？我說是的，我在這里度過了20 年，在這里長大成人。”然後這位以前從來沒有去過大城市的法官(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問弗里曼美國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樓。“在上海，當時最高的樓大約只有13 層高，”弗里曼說，“所以我告訴他，在紐約，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大樓都有帕克酒店的兩倍高。他不相信，他說，‘可是在美國，你們的工人都是受壓迫的。’我說，‘是的，如果說擁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就是你們所謂的壓迫的話。’這時法官開始皺起了眉頭，接著說，‘在美國，三K 黨可是個大麻煩。’這時我終於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於是我說道，‘是的，的確是個大麻煩。’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達成共識的話題，他就變得非常高興。於是我們開始讨論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後他同意讓我們離開。”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 點半了——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我們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帶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說：“所有的人都帶了些烈酒——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蘇格蘭酒和白蘭地。船上有很多來自石油公司，比如說Texaco 和標準石油的年輕人；他們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後，就開始高唱國民黨國歌‘三民主義’。很快，岸上的共產黨勃然大怒；咆哮著沖上甲闆，要求船長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可以這麼快就清醒過來。當時表現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長，他大聲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輕人，讓他們先躲起來，然後又想辦法說服了共產黨，讓他們平靜下來。”

　　史帶把公司的一位高級執行官查理-米納(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負責進行所有的善後工作。他們支付了那艘貨船的賠償金，大約有30 萬美元，可由於這筆保險的主要承包人是勞氏保險公司，所以大部分賠償都是由他們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釋說他們可以取消一些保單，比如說火險，之類的賠償，因為這些保單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時間。當時史帶還沒有重新開始人壽保險業務，但二戰之前簽下了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AIA 準備把這些賬目進行清算，他們在當地的報紙上刊登廣告，請承保人前來領取保險金，結果只有很少的人前來領取。AIA 用當地的貨幣支付了這筆保險金。

　　到了香港之後，謝凱開會見了當地的許多工會——當時每個組織都有工會來代表工人們的利益。在上海，接下來關閉的是銀行，然後是房地產公司，但最終中國政府沒收了一切。汽車代理公司也被迫關閉，公司用出售剩餘零件的錢給剩下的員工們發了工資。為了付清所有的賬款，史帶又寄去了50 萬美元。按照當時的情況，史帶不一定要付清這些錢，但他還是主動選擇這樣做。沒有人想過要保險公司進行沒收賠償。所以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員工，盡量減少他們的損失和痛苦。大約又用了一年半時間，查理-米納才最終彻底關閉了公司在上海的業務，退到香港。

　　到了這個時候，史帶已經找到了一個最理想的人選來管理他在日本新設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爾德-弗里曼的兒子小弗里曼。在整個遠東地區的職業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語言技能給他的工作帶來了巨

　　大的說明。那艘難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後弗里曼一家又從香港輾轉到了日本，並隨後在那里生活了將近20 年時間。

　　當時是1949 年9 月，戰爭結束的那段時間裡，日本整個社會經濟都圍繞著軍隊運轉。剛開始時，AIG 的主要任務是滿足軍隊的保險需要。“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時代。日本剛剛開始進行重建。沒有汽車制造廠，沒有電子行業，他們甚至還沒有開始生產半導體收音機。出租車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們能夠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國駐軍廢棄的汽車。日本人把美國人認為完全報廢的那些東西重新拼凑起來。”

　　美國國際保險公司並不滿足於僅僅向美國士兵提供保險服務?他們想要進軍日本市場。最終，經過多年的努力，公司終於從汽車保險業撕開了一個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據日本政府的規定，一旦汽車出現任何意外，汽車的主人必須承擔25% 的損失。“當時的日本公司並沒有設立專門的理賠部門，”弗里曼回憶，“所以比如說撞了人之後，司機就會跳下汽車，親自跟受害人進行談判。”

　　“跟別的地方的人一樣，日本人也想讓其他人來替他們進行談判，所以我們就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服務。我們後來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汽車保險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競相模仿。如今這些模仿者已經在汽車保險業務上超過了我們。但從一般保險業務上來說，我們仍然是當地最大的一家外國保險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國的時候，首先擔任了負責公司遠東事務的工作；後來又接管了大約占到了公司全部業務的40% 海外運營。後來他成為美國國際保險公司的總裁，成為AIG 的董事和高級資深副總裁。

本文摘自《保險巨頭AIG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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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集團（Amerrican Internationgal Group,AIG）創立80餘年來，經過創辦人史帶與前執行長兼董事長格林伯格兩代的努力，靠著企業管理、財務操作、企業並購及政治權力的運用，締造無可匹敵的保險王國。
　　創業維艱之時，AIG創始人史帶憑借浪漫的冒險精神、劍走偏鋒的商業謀略、遊刃有餘的政商結合的企業運作模式，將企業從上海灘擴展到全世界。1968年之前，他譜出一首與所有歐美跨國大企業完全不同曲調的歌曲：從中國上海起步，瞄準當時歐美大型保險企業忽視的中國壽險市場而迅速站穩腳步；二次大戰爆發後，一方面開拓未受戰火波及的南北美洲市場，一方面又利用保險業務的客戶調查協助官方情報部門，從而建立了深厚而廣泛的政治人脈，因此戰後隨即跟著美國佔領軍進入歐洲和日本市場。這樣靈活而巧妙的經營手法令人啧啧稱奇，而這種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逆向”擴展，在歐美跨國企業發展史中更可謂絕無僅有的。
　　之後，史帶欽定的繼承人、素有“保險教父”之稱的格林伯格繼續把AIG發展壯大：他營救陷於伊朗危機的員工，比美國政府與情報特遣部門工作效率還要高；促使服務業納入貿易談判，利用“超級301法案”打開個別國家的保險市場。
　　本書作者曾是AIG高級主管，跟隨格林伯格多年，不僅耳聞目睹、甚且親身經歷AIG在許多國家恩威並施的經營手法，將商業力量和政治力量完美結合，把“保險必須跟著國旗走”這句業界金言運用得十分透澈。
　　該書是一本寓教於樂的書，AIG從一個當初在上海的小型辦事處成長成為如今紐約的摩天大樓，中國元素的影子至今仍然隨處可見。沿著這條路，你將會看到一個獨特的群體，一個來自俄國、中國和美國的多元企業文化，並會看到一些改變企業發展的不可預知的神秘事件。
　　本書充滿了跨國密謀和老練的商業技巧內幕，《勇攀險峰：格林伯格與AIG傳》詳細地講述了創始人史帶如何建立他的商業帝國——從最初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到最後成為全美最大的保險公司，並解釋了其為何將其交給一個性格堅毅、急躁、意志力強硬、不知疲倦的格林伯格。
　　當格林伯格開始掌舵AIG時，你將會看到他是如何進行風險控制並使AIG在一年內迅速成長為一個上市公司，同時你也會看到格林伯格與政客、商業專家之間的龐大關係網，以使他成為行業帶頭人，非盈利以及博愛的社會領袖，甚至成為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