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協同發展機制:基於產業集群攀升GVC的案例

　　在實踐中我們觀察到，目前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地區，已經形成了某些以APS為主導的服務業集聚區，它們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企業為服務對象，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高級要素投入提供复合的產品和相關服務，不僅形成了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的差別化競爭格局，而且使集群內服務產業與制造產業之間形成了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的嵌入機制。

　　我們實地調查的案例，是位於制造業發達的常州武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津通國際工業園①，它由江蘇津通投資建設有限公司開發建設，占地1000畝，規劃建設面積90萬平方米，目前已建成近30萬平方米的17座高標準工業廠房、1座生產服務中心和1座生活服務中心，此外，逾10萬平方米的標準廠房及研發大樓也將正式投入使用。

　　津通國際工業園在功能上定位為“企業的集成服務商”，是以現代服務業為核心，集科研孵化中心、制造生產中心、現代服務中心為一體，以循環經濟範式和花園式社區為環境特徵的新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②它以“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的雙輪驅動”為理念，為入駐企業提供集成服務的國際化產業運營平台。它為制造業配置的生產者服務主要包括:（1）科技服務，如工業設計、工程仿真、專利服務、技術設計、軟體研發測試等。園區內的國家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家級“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國家級“留學人員創業園”為符合條件的創業企業優先提供“種子基金”，以縮短從科技“孵化”到“產業化”之間的時間。（2）制造服務，包括人力資源、物流、國際貨運代理、保稅倉庫、租賃、認證等，是集工廠建設、設備安裝和監管、工業工程、後勤服務、企業管理和物業管理於一體的綜合性服務。（3）商務服務，如金融、法律、財務、稅務、廣告、會展等。（4）後勤服務，如餐飲、住宿、郵政、通信等。這種“津通服務體系”的現代服務要素的註入，可為園內企業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多種其核心流程以外的其他業務。

　　作為中外大型企業高效營運的新型載體和中小企業快速成長的互動平台，自2005年10月開園以來，津通國際工業園已吸納了世界500強中的美國GoodYear、美國GE、美國BELKIN、德國WOLCO電子、日本FOSTER電機等20多家制造企業入駐;並且世界500強中的瑞士SGS標準認證、香港KerryEAS物流、美國RubberShaw工業設計、美國KPMG財務等20多家國際知名的現代服務型企業也一並進入。一流的國際企業的進入，也吸引了許多海外留學創業者和一些國內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的進入。專案首期的入駐率達到了80%。目前該園區已經成為以常州地區為主要輻射範圍，逐步將輻射半徑延伸至被譽為國際制造基地的蘇南地區，甚至長三角地區的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和制造業服務流程外包的示範區。

　　津通國際工業園的運作模式受到了海內外的廣泛關註，曾先後被聯合國中小企業聯合會、美國電子協會、歐盟機械制造協會等列為外商“在華投資重點推薦工業園區”，受到了國家及省市各級領導的表彰鼓勵，尤其得到許多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的國際性企業的認同。多次到訪的世界著名戰略管理學家、“隐形冠軍”研究之父赫爾曼R26;西蒙教授對“津通國際工業園”的評價是“培養隐形冠軍的福地”，也是“隐形冠軍快速成長的最佳實踐基地”①。

　　津通國際工業園的投資與建設的初步經驗，對於尋找符合我國現階段發展要求的現實可行的“高級要素”的嵌入機制來說，具有深刻的啟示。

　　第一，通過現代服務產業集聚來增強制造業的競爭能力，這種嵌入機制的實現形式，關鍵是要在地理區位上建立一個貼近服務對象的高級要素投入市場。在集群的建設和發展上，由於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之間不是競爭關係，而是互補性關係，更嚴格地說先進制造業對高級要素的投入存在著嚴重的依賴性，因此我們可以用現代服務業來大力吸引先進制造業的鄰近配置，以實現兩者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Martin（2004）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他的研究表明，APS區位是制造業區位的函數。其道理在於，它們之間是“供應商—客戶”關係。制造企業從短距離的生產者服務那里獲得益處，因而，基於時間的“可達性”是解釋二者協同定位的重要變量。接近APS這一因素可以解釋制造業的區位，但是，接近制造業並不是一個在統計上可以解釋APS區位的顯著因素，原因是生產者服務經常又是其他服務業生產的投入。他的研究還表明，知識密集型制造業對接近APS的彈性，要小於非知識密集型制造業對接近APS的彈性。

　　第二，經驗表明，外商直接投資（FDI）不僅是促進現代服務產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由此產生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力量，可以使集群產生“自我強化”效應，進一步成為吸引FDI和國內大企業的運作載體和具有巨大“磁場”效應的平台。①我們最近的一項關於空間集聚問題的研究發現，在長三角地區:（1）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制造業的集聚水平越高。（2）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水平越高，服務業的集聚水平越高。因此，協同集聚促進了產業集聚。（3）FDI與制造業集聚和服務業集聚正相關，且在加入協同集聚水平後，其顯著性有所提高。（4）各地的服務業和制造業集聚水平受其與中心城市上海距離遠近的影響，距離上海越近的地區，其制造業和服務業集聚及其協同集聚水平也越高。因此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是很明顯的。②

　　第三，為了把高級要素有效地嵌入到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過去我們比較多地強調“產學研”聯合體的作用。根據中國轉型經濟的背景，現在又竭力主張“產學研政”一體化的技術創新和轉移機制。但是實踐證明，通過“產學研政”一體化來實現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首先要有“非技術創新機制”來支援其產業化或者商業化的進程，否則一定會陷入技術創新的“歐洲悖論”（Veugelers etal.，2007）①。這就是說，“產學研政”聯合體的技術創新模式和機制，雖然是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最重要的內容和主要途徑，但是如果缺少“非技術創新機制”在背後的支援，高水平創新成果就無法轉化為產業的技術進步成果和企業的競爭力。我們認為，這種“非技術創新機制”表現在空間關係上，就是現代服務產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機制。通過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化運作和資源整合，以APS為主導的服務業集聚區聚集了來自國內外產業界、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金融界、其他中介部門、政府等目標一致的力量，並使之有機融合，有效地降低了來自技術創新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第四，津通國際工業園模式的運作經驗提醒我們，在GVC分工體系下，價值鏈的治理與集群升級之間的因果關係，可能並非只有一條途徑。過去，諸如GVC理論的代表人物Gereffi（1999）等，都十分強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必須通過加入“被俘獲”的價值鏈，以及被大買家控制的治理機制，來逐步實現自身產業的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中國的經驗證明，在“被俘獲”的價值鏈下，通過國際大買家所控制的治理機制，一般只能通過“幹中學”和“學中幹”等形式，實現初步的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而很難或者只有很小的可能可以實現功能升級（即攀升“微笑曲線”中價值量較高的兩端）。這是由博弈的雙方在核心能力方面的不對稱和利益沖突的本質所決定的。通過以現代服務產業為主導的集聚區的發展，以及它與制造業之間在空間上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我們事實上不僅把價值鏈兩端的功能給獨立開發出來了，而且實現了它與現代制造業的有機融合。

　　

本文摘自《服務業驅動長三角》

　　全面攀升產業價值鏈，轉換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長三角地區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落實黨的十七大會議精神的具體舉措。本書作為我們長期研究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問題的著作之一，雖然是由各個作者獨立撰寫的，但是卻始終統一在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下。即我們要從服務業尤其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角度，分析它與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具體是通過對服務業與其他重要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分析，來揭示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結構變化、制度變革中的作用。作為研究的重點，我們對現代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攀升產業價值鏈、轉換發展方式、和諧經濟發展中的機理、機制、行為以及績效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規範和實證研究。
　　本書可以供研究現代經濟發展、區域經濟運行的學者以及對長三角地區發展問題有興趣的研究單位、政府部門、產業界有關人員參考，也是經濟管理類的學生學習和了解實踐問題的有價值的案例研究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