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黃金機遇，但謹防好事辦歪

　　我最近兩次參加政府工作報告讨論，會議上有七成的人都在讨論城鎮化，為什麼大家如此關心城鎮化？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興奮，因為城鎮化背後有重大的潛在內需；第二是擔憂，上面種的是“龍種”，但弄不好下面收獲的是“跳蚤”。

　　我講的第一個觀點是，新型的城鎮化是最大的潛在內需和持久的增長動力。

　　第一，新型城鎮化是穩增長的最大引擎。人口對經濟增長有兩重性，有人做過測算，一方面，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會削弱經濟增長2～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人口的城鎮化會拉動增長3～6個百分點，至少是3個百分點，如果做得好可以是6個百分點。現在美國經濟能增長1%或2%就不錯了，因為美國的農民太少了，還不足1%。金融危機期間有華人寫過一本書，說誰來拯救美國，他的答案是9億中國農民，因為9億中國農民有巨大的潛在內需，9億中國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過程會創造巨大的內需。

　　第二，要特別強調的是，人口的數量紅利後將是城鎮化發展的新紅利。人口紅利分為三種，一是量大、價廉的人口數量紅利，二是素質紅利或人才紅利，三是人口的城鎮化紅利。人口從農村走向城市過程中的人口城鎮化紅利，這是最大的紅利。克魯格曼2009年考察中國時指出，中國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4%。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解決“半城鎮化”的需要，是實現平等的新理念。城鎮化有三維轉換，一維是從農村到城鎮的地域轉移，一維是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就業轉換，現在2.8億農民工實現了兩維轉換，但是沒有實現從農民到居民的市民化轉換，特別提出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就是要把兩維轉換變成三維轉換。所以我們現在的城鎮化是半城鎮化，2.8億流動人口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庭在農村，收入在城市，根基在農村，這是鐘擺式和候鳥式的城鎮化。

　　有人專門研究過戶口本，戶口本上有67項城鄉居民不同的待遇，最大的問題是教育。北京100個考生中就有一個人可以考上清華和北大，山東4000個考生才有一個機會，所以有人擠破頭想要北京戶口。30年前鄧小平教育改革使少量的農村青年通過高考跳農門，今天通過戶籍改革可以使大量的農民工市民化；30年前鄧小平改革從農村生產責任制開始，從農民開始，今天從城鎮化開始，從農民工開始；20年前鄧小平南行引發體制內精英下海創業潮，今天主要領導人的南行要激發新一輪的創業潮，帶動農民工創業就業，使草根經濟大發展；20年前鄧小平南行催生一個新企業家階層崛起，今天主要領導人南行會通過推進城鎮化使中等收入階層壯大。

　　下面我講進一步深化城鎮化配套改革的10條建議。

　　李克強總理最近有兩句著名的話，一是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二是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最大的潛力要轉化為現實的動力，必須通過改革。

　　城鎮化的改革涉及10項，首先是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有人說就是戶籍制度改革，我不同意，有了戶籍沒有公共服務，還不是市民。深化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推進進城農民工和市民在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子女教育、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

　　第二，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深化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以解決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保障性住房為重點，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和廉租房，建立覆蓋不同收入群體的城鎮住房多元化供給體系，使進城轉移人口實現定居夢想。

　　第三，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採取“分類指導，因城而異，因群而異”的原則，分步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依據居住證全覆蓋。戶籍制度像一堵無形的牆，在人口流動的時代，它阻礙人們遷徙的步履；在追求平等的時代，它將人貼上身份的標簽分為三六九等；在崇尚公平的時代，它按照戶籍身份分配著公共資源。

　　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沒有它城鎮化很難推進。切實保護好農民土地財產權，完善農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轉或退出機制，提高土地流轉的市場化配置程度，加強城鎮化過程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改變土地城鎮化大快於人口城鎮化局面。

　　第五，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體系，促進農民工職業培訓平台建設，重視農民工職業引導，增強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職業素養和敬業精神，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六，構建進城人口的創業扶持體系，營造鼓勵創業的環境，做好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回歸創業工作，讓更多通過回歸創業的人實現創業夢，把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础上。

　　第七，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努力使城市財力與事權相匹配，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合理確定土地出讓收入在不同主體間的分配比例，建立農民工市民化專項轉移支付。

　　第八，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實現城鎮化建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擴大民間資本對城鎮化建設的參與程度，多渠道籌集城鎮化建設所需資金，切實解決城鎮化“錢從哪兒來”的問題。

　　第九，深化縣市管理體制改革，擴權強縣，調整設市標準，增加新的城市，在“做多”城市群的同時，依託現有人口集聚區發展一批佈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使城市總數由現在的600多座到2020年達到1000多座。

　　第十，完善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機制，推動城市群建設，發揮中心城市的規模效應和輻射作用，推進產業向中西部轉移，鼓勵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回歸創業、就業，讓更多的人就地城鎮化，減少城鎮化過程中的“候鳥型”和“鐘擺式”人口流動帶來的巨大社會代價。

　　同時，城鎮化要避免“上面種的是龍種、下面收的是跳蚤”的結果，就要防範五大誤區：一要防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避免使新市民變遊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大量農民“被上樓”，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鎮化而輕人的城鎮化，陷入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陷阱。

　　辜勝阻　著名經濟學家

本文摘自《中國關鍵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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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十年即2013年至2023年，是中華民族复興史上最寶貴、最關鍵的十年。面對全球經濟政治變局以及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如何發展，社會結構乃至政治結構如何演變，如何適應未來的發展而主動地、自上而下地“重啟改革”？
　　主動應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不失時機地推動各項改革應是我們在轉折時期的首選。主動推進改革顯然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應當有改革的頂層設計。
　　本書通過官員、學者以及企業家的思想碰撞，從而為中國重啟改革建言獻策，讨論大衆關心的問題和焦點，以期為中國的未來發展貢獻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