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增長時代是否終結？6

　　中國向“適度增長”的轉變艱難
如果我們將曾有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的經驗應用到中國，我們應該期待發現，外部因素導致中國“超高速增長”的終結，但是我認為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釋中國何以轉向低速度增長階段。
所有的“超高速增長”階段最終都會結束。而中國的“超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會由勞動力供給條件的改變帶來——中國將不再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
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雖然勞動力投入的變化，不能夠充分解釋增長模式的轉變，不過可以料想到中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變化將是巨大的，因為幾個因素的改變同時發生：第一，新增勞動人口數量下降；第二，城市化速度放緩；第三，勞動供給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力受教育情況不同往日，接受高等教育者佔比顯著上升；第四，未來退休人口數量將急速上升，出現老齡化現象。這些改變已然發生，並且只會加速。
圖1-3 中國2010年的人口年齡金字塔
圖1-3是中國2010年人口年齡金字塔圖。2000年~2010年，勞動力的增長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之一。觀察圖1-3可以發現，因為中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20歲以下年齡組的人口規模，比20~50歲年齡組的人口規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說，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開始減少，而很多勞動力開始進入退休年齡階段。對於結束“超高速增長”模式，轉向新增長模式的國家而言，這個變化是一個轉折點。

我的想法是，中國經濟要經歷的改變，會更加艱難。中國勞動力的供求情況，尤其要註意中國無技能勞動力規模下降（並非沒有之前規模增速快，而是已然開始收縮），而有技能的勞動力規模卻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長。從長期來看，這是好事。但是，這也要求經濟體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這種變化。
中國勞動市場的變化，會產生諸多影響。對出口商來說，就是持續增加了成本壓力。一方面，出口商將面臨提高薪資、改善工作條件、提供更好福利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還有其他成本壓力，如在可預見的將來，出口商要面對更高的信貸成本和人民幣適度升值。
衆所週知，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長是由出口、高投資驅動。特別是在2007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是14.2%，其中2.5%歸功於淨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長來自投資。
我從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超高速增長”的終結和向新的增長模式的轉型會更加艱難，會發生相伴而來的原來模式的瓦解、經濟衰退、危機，經歷過這種轉變的經濟體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也許，從“超高速增長”到“適度增長”（Moderate-Growth）轉型之所以如此困難，原因之一是，這兩種不同的增長模式，依賴不同的經濟增長要素內部關係。我們可以把這兩種不同的增長模式，看作兩個不同的良性循環圈（virtuous cycles）。
“超高速增長”階段的特徵包括：高淨出口額、快速的收入增長、高儲蓄、高投資，以及向上遊部門投入大量資本。這些要素充分反映了處在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的經濟體具有的特點，當然，也可以用來描述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經濟正在發生變化，如投資雖然有增長，但是和過去10年相比下降了。也許中國的這種循環圈開始變得脆弱，也許某種意義上，這種循環圈的瓦解，能解釋為何高速增長的終結引人註目。
“適度增長”階段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良性循環圈，包括的要素有：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勞動力、更高的家庭收入、快速內需增長、多樣化的商業模式、本土創新不斷湧現。
問題在於，這兩種模式之間缺乏一種自然漸進的過渡途徑。有的時候，需要危機來打破之前“超高速增長”的循環圈，進入另一種“適度增長”循環圈。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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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鬆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