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馬利公交車抵制事件 社會運動如何發生

　　熟人社區與群體
晚上6 點時，克裡夫蘭大道的公共汽車到站，一位身材矮小的非洲裔美國婦女上了車，從錢包裡取出10 美分投入投幣箱。她42 歲，戴著無框眼鏡，身穿一件過時了的棕色夾克。
那天是1955 年12 月1 日，星期四，故事發生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縣。這位婦女剛結束了她在蒙哥馬利集市上忙碌的一天，她在集市上一家百貨公司裡當縫紉女工。公共汽車上人很多，並且，法律規定，公共汽車上前面四排座位要留給白人。
當時，允許黑人坐的後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所以，這位叫羅莎• 帕克斯的婦女坐到了中排的座位上，正在白人座位的後面。這個區域，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坐。公共汽車繼續向前開，上車的人越來越多。不一會兒，車上已經坐滿了，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走道上，其中就有一位扶著頂部的扶手站著的白人。司機詹姆斯•F• 佈萊克看見一個白人站著，就對坐在帕克斯那邊的黑人喊，讓他們給白人讓座，但是沒有一個人按照司機說的做。也許是因為車廂嘈雜，他們沒聽到。佈萊克在蒙哥馬利大道的帝國劇院車站前停下車，然後向車廂中部走去。
“你們最好有自知之明，把這些座位讓出來。”他說。三個黑人乘客站起來向車廂後面走去，但是帕克斯像沒聽到一樣一動不動。她對司機說，她並沒有侵犯“白人專區”，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沒座位。
“如果你再不站起來的話，”佈萊克說，“那我就要報警讓警察拘捕你了。”、
“悉聽尊便。”帕克斯說。
司機走開，叫來了兩名警察。
“為什麼你不起來讓座？”一位警察問。
“你們為什麼要驅趕我們呢？”她反問道。
“我無法向你解釋，”警察回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
此刻，雖然沒有人註意到，但是歷史上著名的民權運動已經開始了。這個小小的争端是一連串運動的導火索，這讓民權運動從社會活動家在法院和立法機關的鬥争，演變成了整個黑人社群都參與其中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在蒙哥馬利縣生活的黑人站起來不斷參與到抵制公共汽車的運動中。結束他們運動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進行種族劃分的條款從法律中删除。這場抵制運動讓公交公司損失慘重，讓千百萬抗議者團結了起來，並湧現出了一位富有領導才能的年輕領袖（他的名字叫小馬丁• 路德• 金），還發起了一場涉及小石城、格林斯巴勒、洛利、伯明翰的運動，最終傳到了美國國會。帕克斯會成為一名英雄，會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會成為一個光輝的榜樣，告訴人們一次小小的反抗如何給世界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但是故事還沒結束，羅莎• 帕克斯和蒙哥馬利抵制公共汽車運動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的中心，不僅因為這是一次單獨的抵抗行為，還與整個社會形態有關。帕克斯的經歷昭示了社會習慣的力量，這種不假思索的行為，很多人往往是不會註意到的，但是這其中正蘊含了改變世界的力量。社會習慣能夠讓大街上擠滿示威者，他們也許互不相識，他們也許有各自的遊行理由，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為什麼一些小小的行動會變成改變世界的運動，而另一些則無法形成規模？社會習慣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會習慣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就在於許多運動的根源（比如大規模的革命，或者教會中的微小波動），即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謂的三個過程，而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往複：
運動的起因是友情或者親密的熟人之間牢固的聯系所形成的社會習慣。
運動的發展在於群體的習慣，以及社區與黨派之間脆弱的聯系。
而運動的持續在於運動領袖讓參與者形成了新的習慣，樹立了新的認同感和主人翁感。
通常來說，只有當以上三過程都滿足之後，一個運動才能自我推進並達到臨界狀態。社會變革成功的模式還有很多，而且變革的許多細節在各個時代與各種鬥争中都不相同，但是，如果搞清楚社會習慣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夠解釋為何蒙哥馬利縣和羅莎• 帕克斯會成為民權運動的催化劑。
帕克斯在那個冬日的行為必然會導致她最終被捕的結果。然而社會習慣介入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羅莎• 帕克斯不是第一個因違反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種族隔離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個在那一年違反這項法律的乘客。1946 年，日内瓦• 約翰遜就因與蒙哥馬利縣的公共汽車司機就座位發生争吵而被捕。1949 年，維奧拉• 懷特、凱蒂• 溫菲爾德和兩個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專區並且拒絕讓座而被捕。同年，兩個從沒有種族區分的新澤西州來的黑人青年因為坐在一個白皮膚男人和小男孩的旁邊違反法律而被捕。1952 年，一名蒙哥馬利縣警察開槍射殺了一個與公共汽車司機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 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獄前的幾個月，克勞黛• 科爾文和瑪麗• 路易絲• 史密斯分別被捕，她們都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沒有引起抵制或抗議運動。“其實當時在蒙哥馬利縣並沒有很多真正的激進分子，”民權歷史學家兼普利策獎得主泰勒• 佈蘭奇對我說，“人們並沒有預先計劃要進行抗議或示威。激進主義只會在法庭上出現，而一般人是不會那樣做的。”
年輕的小馬丁• 路德• 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1954 年時到達蒙哥馬利縣，他發現這個城市絕大多數接受隔離的黑人都“沒有明確地表示抗議，他們不僅接受了隔離本身，還接受了隨之而來的虐待和侮辱”。
那麼，為什麼當帕克斯被捕的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改變呢？
一個解釋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還在急速變化。前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了佈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裁決結果，規定在公共學校進行種族隔離為違法行為；在帕克斯被捕前6 個月，最高法院頒佈了法案，要求學校必須以“絕對審慎的速度” 消除種族隔離。全美上下彌漫著一種強烈的感覺，改變似乎開始了。
但這不足以解釋為何蒙哥馬利縣會成為民權運動的聚焦點。克勞黛• 科爾文和瑪麗• 路易絲• 史密斯在佈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後被捕，然而她們的遭遇沒有引起抗議。對於很多蒙哥馬利縣的居民來說，“佈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只是一個遙遠的最高法院的抽象名詞，而它對當地是否會產生影響，或者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們都無從知曉。蒙哥馬利縣不是亞特蘭大，也不是奧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現改革的城市，這裡似乎與改革無緣。“蒙哥馬利縣是一座非常令人厭惡的城市，”佈蘭奇說，“種族歧視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裡存在著。”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裡引發了不尋常的變化。羅莎• 帕克斯與其他因違反公共汽車種族隔離政策而被監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們的尊重和認同。所以她的被捕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習慣（也就所謂的朋友義氣），點燃了抗議示威的導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馬利縣衆多社會交際網中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使得她的朋友們在黑人群體的冷漠反應占上風前就對此事做出了回應。
當時蒙哥馬利縣的民間生活由許多組成這個社會結構的小團體主導。這個縣的公民權利和社會組織目錄幾乎比電話簿還要厚。每個成年人，尤其是每個黑人成年人，似乎都從屬於某個俱樂部、教會、社會團體、社區活動中心或者社區組織，而且通常不只加入一個。
在這些社交網絡當中，羅莎• 帕克斯尤其出名而且讓人喜歡。“羅莎• 帕克斯是少數幾個被公認的無私奉獻者之一。”佈蘭奇在他關於民權運動歷史的《分開水面》一書中如此描述，“她的性格有著一種獨特的人性亮點，抵消了一群不愛交際的人帶來的影響。”帕克斯的朋友和她加入的團體遍佈整個城市，超越了與之相關的種族和經濟階層的界限。她是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當地分會的秘書，參加了衛理公會，並且協助管理她家附近一個從屬於路德教會的青年團體。她有時會在週末去庇護所做志願者，而其餘時間會參加園藝俱樂部。在星期三晚上，她常常參加一個由婦女組成的團體，大家一起為當地醫院織毛毯。她自發地為窮困的家庭當裁縫，也會為需要緊急修改禮服的富貴白人女孩提供及時的服務。她與社區緊密地連續成一個整體，因此她的丈夫常常抱怨說，她在外聚餐的時間比在家裡吃飯的時間要多得多。
社會學家認為，通常來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好朋友當中會有一些比較有錢，一些比較貧窮，還有一些是來自其他種族，但總體上說，與我們關系最深厚的朋友，往往是那些性情與我們相近、收入與我們相當，並且與我們有共同背景的人。
而相比之下，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蒙哥馬利的社會和經濟階層。她有著社會學家們所謂的“強聯系”。這種直接的人際關系遍佈蒙哥馬利，而這些不同的團體又通常不會互相接觸。“這無疑就是關鍵了，”佈蘭奇說，“羅莎• 帕克斯超越了黑人社區的社會層次，把蒙哥馬利連成了一個整體。她的朋友來自社會各階層，從運動員到大學教授都有。”而這種友誼的力量在她被捕入獄時立即發揮了影響。
羅莎• 帕克斯在警察局裡給她的父母打電話。她當時很害怕，而她的母親也手足無措，只知道一個一個地聯系帕克斯的朋友，看看誰能幫得上忙。她打電話給E•D•尼克松的妻子（即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的前主席），然後她打給她的丈夫，告訴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幫忙保釋。她丈夫很爽快地答應了幫忙，然後便打電話給出色的白人律師克利福德• 杜爾，這個律師也認識帕克斯，因為帕克斯曾為他的三個女兒縫制過衣服。
尼克松和杜爾來到監獄，將帕克斯保釋出來，並送她回家。他們一直在尋求改變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上種族隔離政策的突破口，現在，這個機會來了。他們徵求帕克斯的意見，希望能夠將她被捕的事提上法庭。帕克斯的丈夫反對這個想法：“白人會讓你不得好死的。”
但是帕克斯與尼克松在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中搭檔工作了許多年。她也去過杜爾的家裡幫她的女兒們為交際舞會作準備。現在，她的朋友希望得到她的幫助。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做會對蒙哥馬利產生影響並且對人們有好處，”她說道，“我很樂意盡全力協助你們。”
當晚，就在帕克斯被捕之後的幾個小時，她被捕的消息在整個黑人社區就已經變得盡人皆知。喬• 安• 羅賓遜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教師團體的主席兼政客，也是參加了不計其數組織的帕克斯的朋友。他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他團體内的許多教師也知道了，接著他們很多學生的家長也都知道了。接近午夜的時候，羅賓遜召開臨時會議，發動大家在星期一參加城市公交抵制運動，而那天正是帕克斯上法庭的日子。然後，羅賓遜偷偷到複印室裡制作了許多傳單。
傳單上面寫著：“僅僅因為拒絕向一個白人讓座，又一個黑人婦女被逮捕和監禁。這位婦女將會在星期一出庭。因此，我們倡議所有黑人在星期一的時候抵制乘坐公共汽車，抗議對她的逮捕和審訊。”
第二天一大早，羅賓遜把傳單交給教師們，讓他們分發給學生家長還有同事。在帕克斯被捕後24 小時内，她入獄的消息和抵制運動的倡議就已經散播到城市中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中，這個團體就是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它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由一些黑人教師與他們學生的家長組成。很多收到傳單的人本身就認識羅莎• 帕克斯，他們有的人在教堂裡曾經坐在她旁邊，或者在志願者集會時認識他，並與她成為朋友。這是一種出於友誼的本能，也是出於同情，讓大家願意去為自己喜歡的人受到不公平對待而進行鬥争。研究表明，當看到一個陌生人受傷時，人們可以冷眼旁觀，但是如果一個朋友受到屈辱，我們心中的憤怒就會戰勝内心的惰性，讓抗議行動順利地組織起來。當帕克斯的朋友們知道她被捕，並且收到抵制運動的倡議時，這種友誼形成的社會習慣，也就是幫助我們尊重的人的自發意願就起作用了。
之前發生的任何一起拘捕事件都有可能引發現代民權時代的第一次大規模運動，但這次運動卻由羅莎• 帕克斯所引發，因為她有一群數量衆多、構成多元並且密切相連的朋友，當他們得知她被捕時，他們基於友情做出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循著友情形成的社會習慣，願意對她提供幫助和支持。
人們認為抗議運動僅僅會持續一天。全世界每天都會發生各種小規模抗議活動，而它們幾乎都很快偃旗息鼓。沒有人有足夠的朋友來改變世界，而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行為的社會習慣的另一面如此重要。蒙哥馬利縣抵制公共汽車運動能發展成為全社會的運動，是因為在帕克斯的朋友們散播出消息之後，人們的責任感迅速被激發，覺得自己有義務讓黑人社區團結起來。那些基本不認識羅莎• 帕克斯的人決定參與其中是因為週圍人積極參與帶來的壓力，這種被稱為“弱聯系的力量” 的影響，讓其他人不得不加入運動。

本文摘自《習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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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做的大部分選擇可能會讓人覺得是深思熟慮決策的結果，不過其實並非如此。人每天的活動中，有超過40%是習慣的產物，而不是自己主動的決定。雖然每個習慣的影響相對來說比較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習慣綜合起來卻對我們的健康、效率、個人經濟安全以及幸福有著巨大的影響。 數百年來，人們對習慣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過去20年裡，神經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市場營銷人員才真正了解習慣的運作機理，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了改變習慣的方法。 依靠習慣的力量，有人寫“飲食日記”就能減肥，酗酒之人可以戒酒，“飛魚”邁克爾•菲爾普斯在泳鏡進滿水的時候，依然可以打破世界紀錄，一個EQ有障礙的高中辍學生也能成為優秀的星巴克門店經理，深陷困境的企業只改變一個安全標準就能夠重整旗鼓……作者用上述一個又一個的案例，從實驗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和神經學以及營銷學的角度解釋習慣的奧秘，讓讀者了解到行為如何變成了習慣，而習慣又如何改變人的命運。 習慣始於點滴，長於循環重複，如何去改變根深蒂固的習慣，把握自己的命運？在本書中，斬獲多項大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查爾斯•杜希格將我們帶到了激動人心的科學發現前沿，解釋了為什麼存在習慣，如何才能改變習慣。本書將為你揭示習慣的驚人力量——你超越習慣，掌控自己生活的力量。讓你利用這股力量，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進而改變我們的工作，我們所在的群體以及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