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

　　 改革紅利與國運的關系，其實一直都是串聯起中國歷史的潛在主線索。 無論是《呂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殇子矣。”（《察今》）還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都說明在“時不與法俱在”的情況下，應該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千古猶行秦王政。通過對中國歷史上自秦代以來12個統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統計意義上，顯示著改革紅利與國運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系。 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統計分析，對比12個統一王朝的開國第63年。在開國第63年，3個王朝已經夭折（秦、西晉、隋），3個王朝則一地雞毛（東晉、南宋、元），餘下的6個王朝（西漢、東漢、唐、北宋、明、清），都表現出了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各種艱難中的堅定變革。這種變革，有的出自最高領導人本身（西漢、明、清），有的出自攝政的皇太後（東漢、北宋），有的出自擅權的皇後（唐），但無論是誰主導了變革，這些王朝都因獲得了改革的紅利而延年益壽。 2 在這12個王朝中，最值得關註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這個王朝離我們當下的距離最為接近，其在晚期開始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1872年語），至今仍未終結，歷史學家唐德剛形象地稱之為“歷史三峽”。同在這個“三峽”中，我們當下所經歷的沖擊、應對、變革，或許可以從晚清的類似經歷中，發掘出更多的可資鏡鑒之處。 二、這個在1644年以異文化、異種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成功地戰勝了“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歷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經歷的強烈排異現象，政權延續了足足267年（自入關的1644年算起，至1911年），從而在自秦以來的12個統一王朝中，占據了最長壽王朝的季軍寶座，僅僅次於唐朝（289年）和明朝（276年）。考慮到晚清時還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這個無論先天條件還是外部環境似乎都不占優勢的政權，居然能夠如此長壽，原因何在？ 3 擺脫成王敗寇和階級鬥争這兩個慣性思維，放棄將失敗的前朝臉譜式地妖魔化為笨蛋（所謂“愚昧颟顸”）與壞蛋（所謂“反動腐朽”）的宣傳式歷史判斷，我們就能發現，造就清政權長壽的基因，正是其入關之後不斷與時俱進的改革、不斷積累的改革紅利。 這些改革紅利，在鞏固執政合法性、擴大執政基礎、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成為清政權的巨大“正資產”，甚至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深重的内憂（太平天國戰争）外患（第二次鴉片戰争）下，大多數西方媒體和外交官已經悲觀地計劃如何面對“中國崩潰”後的殘局和亂局時，這個政權卻出人意料地締造了“同光中興”的數十年輝煌，並延續了足足半個多世紀的壽命。 同樣，也是因為改革紅利釋放的進退失據，令晚清的最後一輪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團既直接綁架了改革，也間接綁架了革命，改革紅利反而成為“負資產”，甚至“黑利”，最後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權，也颠覆了社會。 4 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是始於順治朝、完成於康熙朝的一系列觸及根本的政治變革，即通過科舉擴大執政基礎、通過祭孔宣示普世價值、通過祭朱承接中原道統。 這場改革，對於清政權來說，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轉型，是從“造反者”轉型為“執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大清憑借槍桿子裡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並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 清代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發生於第三代領導核心雍正的治下。 開國百年後的這一輪改革，焦點不再如第一階段那般涉及政權合法性的建設，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技術”層面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重大的舉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將延續千年的嫡長子公開立儲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儲制；二是建立了軍機處，並在實際上取代了内閣，成為最高行政機構。同時，“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這兩項改革，是典型的政改影響到經濟和民生，推動了經濟和民生的重大變革，影響極其深遠。但是，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 發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階段改革，面廣點多，雍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改革皇帝。他的這些改革措施，在隨後的乾隆朝得到了鞏固和深化，成為國家制度。乾隆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和富國，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來乃祖、乃父在政、經兩方面改革紅利的積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變革，乏善可陳，反倒進入了鋪張浪費的拜金時代。到嘉慶、道光時期，因循守舊吃老本成為主流，改革幾乎從中國官方舞台上徹底退場。從嘉慶徹底掌握中樞權力（1800年）開始，到鴉片戰争爆發，僅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僅僅50年，其間不僅毫無改革，而且貪腐橫行，將前幾次的改革紅利迅速耗盡，最後迎來了内憂外患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國運也因此與世界發展方向呈現了完全相反的走勢。 在改革停滞的同時，“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卻因為缺乏改革的沖刷和蕩滌而越演越烈。最為典型的，是在國力最為輝煌的1770年，“腐敗化的制度”催生了行賄基金這種“制度化的腐敗”工具，如此制度“創新”，加速了整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的腐敗和沉淪，而在這整體腐敗與沉淪中，原本可以發揮自我矯正功能的改革，卻缺位了。 5 在太平天國的風暴中，清代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 當狂飙席卷大半個中國之時，無論在軍事還是財政上都已經捉襟見肘的帝國中央，剩下的唯一資源就是權力了。這個資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員和缙紳受到鼓勵，自行招募並訓練軍隊——這在中國歷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鼓勵和支持地方練兵，是極為罕見的。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軍政兩用人才”，迅速崛起。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中央雖然下放了軍權，卻堅持將財權抓在手上，通過饷銀來調控和制衡曾國藩等坐擁雄兵的將領。其具體的體現，就是堅決不任命曾國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職務，將“軍”“政”嚴格分開。軍隊的糧饷供應，必須仰賴行政體系的支持。這一對槍桿子設防的政策，在局勢複雜的戰區，實際上難以執行，造成前線將領十分被動，曾國藩曾感慨說“無土無財，無位無民”，“武不能補千把外委之實，文不能轄府廳州縣之官”，籌糧籌饷處處受到地方掣肘，甚至在一怒之下，幹脆借奔喪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靜觀局勢。直到局勢日益糜爛，中央不得不同意賦予其地方實權，他才出來工作。 鹹豐皇帝死後，恭親王和兩宮太後發動“祺祥政變”，打倒了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令曾國藩大感意外的是，政變後18天，新的中央就發佈上谕，命令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掌管浙江全省軍務，還命令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以一個漢人總督而節制四省，並且明確駐防將軍只能做副手，這一放權力度之大，創下大清國歷史記錄。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認為，曾國藩被授予兩江總督，“這是内戰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紀，並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不久，劉長佑、左宗棠、李鴻章等，也紛紛出任封疆大吏。 這一改革當然是被動的，但其紅利比較豐厚。這是八旗入關推行“科舉”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擴大執政基礎”的實踐，也標志著清政權執政集團身上的“全民黨”色彩更為濃郁，標志著在“異端邪教”的挑戰下，道統再度超越了種族，成為凝聚體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劑。湘軍、淮軍、楚勇等，與其說是“勤王”之師，不如說是“衛道”之師，這個政權的合法性，通過道統而得到了加強。 但是，這一被動改革的成本也極大，那就是中央權威的日益喪失。 在戰争中下放的軍權，戰後卻難以回收。雖然曾國藩兄弟主動解甲交權，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以同樣的方式帶兵——軍隊成為將領的子弟兵，而將領則成為中國近代軍閥的發端。 對政局有著更大影響的，是戰時財權的下放，在戰後也難以回收。傳統的“奏銷”制度實際上名存實亡，更為致命的，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了“京饷”定額，硬性攤派給地方。這種“改革”措施，看似強悍，實際上色厲内荏，等於變相承認：地方只要足額繳納“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餘的財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問“京饷”的饷源稅種，只要真金白銀。 可以說，在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後，因徵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國，代價卻是高昂的。帝國在50年後的毀滅，很大程度就是種因於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改革，或者說“被改革”，可以說是飲鸩止渴。 6 清代最後的50年，是實行近現代意義上“改革開放”的50年。以甲午戰争為分界，分別構成了清史的第四、第五階段改革。 第四階段的改革，從1861年推行“洋務運動”，到1894年甲午戰争失敗，總共33年。這是一場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的動力，完全來自形勢的倒逼，在内憂外患的持續打擊下，體制内的精英奮起變法，學習西方，重點在於經濟建設，而尤以國防軍工建設為重。這一輪改革，紅利十分豐厚，締造了“同光中興”。大清國的綜合國力，與改革之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業的框架輪廓，日漸找回了自鴉片戰争後久違的大國感覺。 甲午戰争之後，清朝的改革進入了第五階段，即開始於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清政權被推翻。這個階段改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推行以憲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並且速度越來越快。 甲午戰争之後，敗於蕞爾小邦日本的恥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轉向政治體制，精英階層試圖尋找某種“主義”的捷徑，這隨即導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這種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之争，最初體現為“是否政改”之争，隨後又體現為“如何政改”之争，骨子裡卻依然是極具中國傳統的利益之争、權力之争、黨派之争。極右而盲動的戊戌變法，極左而同樣盲動的義和團運動，看似針鋒相對，其實都是在甲午戰敗的巨大刺激下而導致的心理失常和行為失範。 在亢奮之中，帝國開始推行“新政”。將洋務運動與新政相比，區別是顯著的：前者側重經濟基礎，後者側重上層建築；前者主要是依靠現有體制進行改革，後者主要是對現有體制本身進行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傳承、提升、進步。 但是，問題在於，精英階層似乎徹底否定了洋務運動的穩健作風，而在新政中試圖進行“大躍進”。他們將絕大多數精力都投放到了對萬能“主義”的尋找以及試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經濟建設被撂在了一邊。這直接導致了帝國大廈的頭重腳輕，最後自行解體。 7 對於第四、第五兩個階段的改革，我此前已經發表了近百萬字的文章，並將這兩個階段的改革概括總結為兩句話： 不改革等死， 亂改革找死。 基於對“不改革等死”的恐懼，才有了洋務運功，並取得了“同光中興”的階段性成果； 新政變革，卻在“大躍進”心態的驅使下，走上了“亂改革找死”的不歸路。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務運動積累的改革紅利，這與嘉慶、道光兩任皇帝在50年間透支前人的改革紅利，略有區別：嘉道二帝的問題在於“不作為”，坐吃山空，其衰敗是逐漸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進無序政改，則是“亂作為”，自己折騰，其衰敗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註意的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這半個世紀的改革運動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草根階層不甘心，也無法繼續為不公平的改革埋單，成為清末惡性群體性事件頻發的基本原因。 而既得利益集團，既不忠於政權，更不忠於人民，但是，他們憑借手中的政經資源，在面對人民的時候，以公權力的代理人或經紀人自居；在面對政權的時候，則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挾官以淩商（民），挾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本質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上下其手，所挑動的政府與民衆的對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後遂成燎原。 8 從清代267年歷史看，改革作為最大的紅利，其對國運的要害在於： 一、紅利的獲取，其代價是什麼？誰來承受成本？ 二、紅利的分配，其準則是什麼？誰來享受收益？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比增進紅利總量更為關鍵。也正是根基於這兩個問題，改革的關鍵，正在於要時時警醒於“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創造“紅利中的紅利”——避免“紅利”變成“黑利”。 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至少證明了一點：改革紅利能惠及整個體制或者大多數人時，改革就成為政權的長壽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紅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並且將大多數人作為改革的墊腳石和沉沒成本（sunk cost），則改革就必然成為奪命基因。一旦紅利異化為“黑利”，社會將被撕裂，政權的大限也就不遠了。 9 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這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 縱觀整個清史中的各項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非意識形態層面的“主義”。撇開眼花缭亂的那些作為幌子的大話套話，一切改革的背後都是利益關系的調整，都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一切改革也是對“國家機器”的技術調整而已。 當代的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已經承認了企業管理、經濟管理是一門科學、一門技術，但是，我們還沒有承認國家管理、政府運營也是一門科學、一門技術，並非一切都與意識形態層面的“主義”相關。誠如我在本書後記中所說，“泛意識形態化”與“既得利益集團”、“‘大躍進’心態”一起，成為阻礙中國前進步伐的三塊絆腳石，而“泛意識形態化”正是這些絆腳石的根本所在。走出“泛意識形態化”，還原到“技術”層面，才能從前人的改革史中，真正地汲取經驗教訓，資治通鑒。 試圖從國家機器修整的技術層面，通過一些節點的叙述與分析，來尋找清王朝長壽及崩潰背後的技術邏輯，正是這本書的目的所在。

本文摘自《改革都有紅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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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為何能從“造反者”轉身變為合法的“執政者”？ 雍正為什麼能夠打破“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魔咒？ 曾國藩的出現對晚清政局的轉折具有怎樣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30多年給帝國帶來怎樣的命運？ 備受精英階層推崇的憲政，為什麼使帝國從亢奮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團為什麼引爆了激進的“革命”？ …… 所有的根源只在於——改革。 透過清帝國改革中意識形態層面的“主義”，還原技術層面的“問題”，清代改革從揚帆起航到打轉回旋，在搖搖晃晃中被一個不經意間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紅利淪落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難以承載改革的成本，最終的落水結局突然亦必然。以清為鏡，當下已經進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又該如何兼顧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求最適合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