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節：制造業的困境(1)

　　制造業的困境

　　盡管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關註，但是，尤其是到了最近幾年，中國的制造業面臨著多重挑戰：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可能逐漸消失；進口價格持續高漲而出口價格難以提價；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環境保護成本不斷提高；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擡頭；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等等。這些挑戰將影響到中國制造業的持續發展和升級換代。

　　韓長賦，《中國農民工的發展與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勞動力供求的拐點是否已經出現？

　　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由於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政策，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生活在兩個天壤之別的世界。在建國之初，公民的遷徙自由是得到明確保障的，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戶籍制度便開始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尤其是農村向城市的流動。1957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的《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更是嚴格限制農村人口的流動。農民向城市流動被稱為“盲流”即源於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對外開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外資企業大量進入帶來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才引發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跨地區流動。據估計，改革開放20多年來，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民進城務工，已經轉移了大約2億多農村剩餘勞動力。

　　長期以來，中國制造業很大程度上依靠廉價勞動力供給降低生產成本。農民工的實際工資遠遠低於城市國有企業職工，更低於發達國家的工人。考慮到城市職工在住房、醫療等方面的福利，其收入水平是農民工的兩倍還多。

　　然而，從2004年春天開始，“缺工”或者“民工荒”這樣一些詞匯頻繁見諸報端，也成為沿海地區用工企業、勞動力市場中介和政府的熱門話題。

　　往日的“好時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昉的研究，在過去的 20多年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中國經濟增長特別是制造業帶來了可觀的“人口紅利”，其對人均 GDP增長的貢獻超過 1／4。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總人口結構“中間大、兩頭小”，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帶來勞動力、儲蓄的增加等，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但是，這一貢獻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逐漸減弱。由於家庭生育孩子成本的不斷提高，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太願意生孩子。同時，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發揮了作用。目前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低於 6%，而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7.6%，跨過了國際公認的老齡化社會門檻。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6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後逐漸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將逐步減少。

　　當然，導致“民工荒”的原因也可能是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從結構上看，熟練勞動力的供給嚴重不足，而非熟練勞動力的供給可能過剩。對沿海經濟圈20多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和5 000多位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三大沿海制造業基地都面臨著普通農民工供過於求，有專業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嚴重短缺的供求矛盾。調查顯示，三大制造業基地重點城市2006年一季度通過勞動力市場招聘的各類最緊缺人員約為52萬人，而通過勞動力市場應聘這些緊缺崗位的求職者約為18萬人，用人缺口高達34萬。其中各行業中最為緊缺的是縫紉工,其次是餐廳服務員、推銷展銷人員和紡織工、業務員、營業員、收銀員、治安保安人員等；此外,設備操作工、汽車維修工、沖壓工等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工種雖然需求總數不大，但是企業開出的用工價格很高。目前我國農民工總人數已經超過2.5億,占產業工人總數的2/3,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就業前沒有參加任何職業技能培訓,這嚴重影響了農民工向職業上遊發展,同時傷及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另外，由於一系列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制度障礙導致了勞動力流動不畅，也是出現民工荒的一個原因。國家扶持“三農”政策如取消農業稅和給予種糧補貼等措施，促進了農民收入增長，提高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不能補償外出機會成本上升的部分，那麼，農村勞動力的意願供給數量就會出現下降。

　　貿易條件的惡化

　　從2002年開始，能源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就開始逐漸走高；2006年之後，能源和初級產品的價格節節攀升。石油、鎳、錫、谷類和小麥的價格均已經創下歷史最高水平。這給中國的出口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中國的貿易條件正在逐漸惡化。所謂貿易條件，即一國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它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必須要出口多少商品，才能換回它想要進口的東西。

　　隨著中國的自主生產能力提高，需要進口的產品主要是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或者是國內匮乏的能源和資源類產品。但中國出口的主要是一般的制成品。中國出口產品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國外市場對這些產品的需求的增長速度，但中國進口產品的增長速度，又超過了國外供給的增長速度，因此中國的?口價格很難提高，但進口價格卻不斷飛漲。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進口價格年增長約為20%，但出口價格增長僅有10%左右。

　　初級產品價格上漲，背後有中國的因素。2001至2007年，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對石油的需求占到石油消費增長的56%。這是由於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提高了對能源、電力的需求。國際能源機構預測新興經濟的石油消費增長將持續超過發達國家，在2007到2012年間，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每年大約會增長3.5%，而發達國家將增長1%。中國的高速增長也刺激著對金屬的需求。2000年至2006年，中國對銅的需求占全球銅需求增長的90%。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帶來中國飲食結構和對糧食需求的變化。2006年，中國對小麥、大米和大豆等需求占全球消費的1/5。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大約消耗了全球大豆出口量的40%。

　　然而，最近初級產品價格的瘋狂上漲，也有投機的因素在內。由於美聯儲多年來採取低息政策，尤其是在次級貸款危機之後，美聯儲中止了升息的步伐，開始降息，並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援，這就使得全球市場上的流動性日益泛濫。初級產品的價格上漲吸引了大量的投機資金入市。美元的貶值、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產以及美國股市的不景氣減少了以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的吸引力，使得初級產品成了一種誘人的“替代資產”。

　　人民幣升值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保持了持續升值的趨勢。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匯率兌美元首次破“8”，在“8”左右振蕩調整兩月之後，於2006年7月19日進入“7”的軌道並開始加速升值，2008年5月人民幣破“7”進入“6”的軌道。到了2008年6月1日，100美元兌換692.27元人民幣，相對於2006年初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升值了14.24%。

本文摘自《世界是平的，中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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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的企業已經成為歷史了嗎？如果說工業時代正讓步於知識時代，那麼這一時代企業特有的新基本結構和組織原則是什麼？這些原則如何影響現有企業的競爭環境？它們對研發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何意義？在全球化3.0的環境下，地域、文化、技術、知識等一切因素都不再成為分工的阻礙。各國之間的產業競爭越過了中間環節，直接在最高端的信息產業展開，更激烈也更殘酷。我們應該看到，收入差距、環境污染、制度瓶頸、地域壁壘等問題圍繞著中國企業，影響著世界變平的過程。這些因素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反而會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