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強行入軌(4)

2014-06-08 23:56:43

    對這樣的怪圈,仇和始終堅信一條:“亂世須用重典,重症要下猛藥”。

    組合拳打向“村梗阻”

    在仇和接任沭陽縣委書記前,沭陽因為農民信訪人多量大,集訪、越訪頻繁發生而成為全國出名的上訪大縣。當時國家信訪局的一位副局長是沭陽人,因為感慨“家鄉的‘土特產’全是告狀信”,十餘年沒有回過家鄉。

    縣政府檔案記載,1996年,農民到縣政府集訪38批1800人次,去宿遷市集訪22批690人次,去江蘇省政府集訪9批170人次。最為嚴重的一次,市委辦公樓曾被圍困達兩天之久。

    為了封堵上訪的農民,沭陽曾在其通往宿遷的三個必經道口——沭陽閘、耿圩、悅來三地,派重警設定了三道關卡,仍無濟於事。

    仇和新官上任後第一次下鄉,就領教了什麼叫上訪大縣。視察的車隊在一個名叫趕步村的村落被老百姓團團包圍,堵了幾個小時後,留下鎮黨委書記談判,仇和才得以脫身。

    民本溫良,何至於此?官官相護貪枉法,民不聊生氣不順。

    東小店鄉有個村,從1958年至1997年,40年間村支部書記由父子兩人輪流坐莊。父親退休,兒子接班。村民們反映,這對父子書記盡給老百姓下套: 譬如先給你計劃生育指標,等你生下孩子後,就來罰款。超生罰款無標準,從來不給文件看。書記缺錢花了,就上門說上面來通知了,超生要罰款。真有通知假有通知,老百姓不知道。如此這般,前後罰了9年。

    類似成為村幹部搖錢樹的手法很多,但村民們無可奈何。因為這對父子書記所發展的黨員清一色是自家的親戚朋友。所以,村黨支部選舉就是走過場,自己人選自己人。村支部歷來被稱為農村的“戰鬥堡壘”,是直接面對百姓的權力中心,但老百姓對這個權力中心一點發言權也沒有。換了一屆又一屆,台上的面孔始終不改,他們彻底失望了。

    如此魚肉鄉民並非個別現象。在另一個人口不足2000的村子,村集體兩年間竟赤字33萬元。村幹部中先後有34人違反財經紀律,挪用、占用2.1萬元,吃喝浪費10.2萬元,貪污5.3萬元。這些資金不是平時向群衆多收的,就是銀行貸款,有的竟是民間高利貸。

    “官逼民反”,這條被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反复證明又反复推演的真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沭陽仍在上演。當各種苛捐雜稅超出農民的實際承受能力時,走投無路的百姓最後的選擇就是反抗。“每年都有農民因不堪重負、幹部欺壓而喝藥上吊等案件發生。”沭陽縣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說。那時候,沭陽農村同姓同宗的人聚衆鬧事,縣、鄉、村幹部遭群衆圍攻、毆打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1995年3月,縣公安局幹警到耿圩鄉週廟村執行公務,遭當地200餘名群衆圍毆,16個幹警被打傷,2支手槍被搶走。

    官風正,民心才能順,民風才能纯。仇和始終認為,群衆與幹部情緒對立、關係緊張,表現在群衆身上,症結在幹部身上,關鍵是幹部要善待群衆、公道正派、勤政廉潔。為此,仇和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亂的組合拳,它的官方稱呼叫“三改四制”: 改革村幹部管理體制,改善村幹部素質結構,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實行村幹部公開選拔制,村組幹部交叉兼職制,村務、財務公開制,村幹部承諾制。

    組合拳中,最具殺傷力的是村幹部公開選拔制,它的創新之處在於“群衆評議,黨員選舉”,老百姓俗稱“兩票制”。它的具體辦法是,候選人由全村老百姓從全村所有的黨員中直接海選產生,得票數排在前兩位的為正式村支書候選人,此為“第一票”;兩名候選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額選舉,此為“第二票”。先由群衆投推薦票,後由黨員投選舉票,如此選拔支部書記的做法在此前中共黨史上未有先例。

    老百姓人心大快,那些數十年不倒的問題幹部終於紛紛被選下了台!想當村支書,得先過村民這一關!村民們在“第一票”中擁有了他們此前未曾有過的真實的、先決性的發言權,可以左右未來左右他們命運的人的政治命運,確保選出的候選人是自己信得過的人。這些最底層的民衆終於行使了久違的有序政治參與權,並直接感受到這一權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積郁已久的不滿終於得到釋放。

    “仇和的膽子真大,搞起黨章之外的‘兩票制’選舉村支書。”在沭陽下放20多年的上海作家鄒安和說,他對仇和感興趣就是從農民交口稱贊“兩票制”開始的,“覺得這個縣委書記很新奇”。從此後,鄒安和不斷跟蹤研究仇和,並最終以仇和為原型,創作出了長篇小說《美麗中國結》,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獲第三屆中國戲劇文學獎金獎。

    當“村幹部養著鄉幹部,鄉幹部護著村幹部”已成為不少地方的潛規則時,仇和的做法自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大帽子隨之而來: 一個年齡沒有老村支書黨齡長的中年人竟然要在黨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幹什麼,還要不要黨的領導?

    仇和沒有退縮。1997年底、1998年初,仇和在與鄒安和三次長談“三農”問題時,道出了自己的心扉:“拨亂反正後,老幹部們的政策落實了,但對農民的政策一直沒有真正落實,即還權於民,讓農民真正當家作主。農民的主人地位不確立,農村就不可能穩定。”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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