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註意到，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就進入了“風雨飄搖”的時代：從那年剛一開始，不知不覺間，人們就有一種感覺——中國經濟的某種不確定時代可能即將來臨。
這種不確定感覺來自哪里？坦率地講，我也說不清楚。也許是經歷了2011年一整年異常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人們對於包括房價在內的中國經濟的各項指數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許中國經濟前幾年的各種表現，尤其是CPI（居民消費指數）已經讓人預感到中國經濟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也許是出於職業敏感，也許是源於某種“第六感覺”，從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節目中持續關註中國經濟增長何時放緩的問題。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陸續成為我的《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這些經濟學家裡的“北派”和“南派”，開始借助我的節目平台展開意見交鋒，有時甚至還“打”得不可開交。
所謂“北派”，乃指以北京為中心的經濟學家，其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以樂觀居多；而“南派”則多以上海、深圳為基地，對中國經濟多傾向於謹慎觀察，甚至常有批評之言。
說起來，經濟學家的工作與醫生有點類似，只不過醫生面對的是生理之病，而經濟學家面對的是經濟之病。每當經濟出現不穩，經濟學家的工作首先是“診斷”，其次是“開藥”。
久病成良醫的朋友都知道，一個疑難雜症，不同醫生的診斷可能會有差異，其開出的處方也可能千差萬別：有些醫生開出的藥，也許只能緩解病痛於一時，而不能消除病根於永久；而有的醫生則能一眼看出病因，並能手到病除。這是庸醫與良醫的區別，也是臨床經驗是否豐富的區別。但有的病則是經驗豐富的良醫也從未遇到過的，這就成了醫學上的一大難題；誰能攻克這一難題，那無疑就能成就醫學上的一大進步。當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價，那就成了醫學上的“硬著陸”；若在沒有明顯痛苦的情況下將病治好，那無疑就是“軟著陸”。
經濟學家的工作某種程度上比醫生更難，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身體，而是社會，沒有必然的規律可循。於是，我們就會遇到一些永遠在預言，但其預言永遠不準的經濟學家；我們也會遇到一些習慣於“下猛藥”，只緩“病痛”卻不除“病根”，甚至還可能加重“病根”的經濟學家，那應該就是經濟學界的“庸醫”了；但也有一些經濟學界的“良醫”，眼光精到，“用藥”準確，那無疑是經濟學界的“良醫”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體真有病了，人們還是要找醫生，只不過要找到一個好醫生不容易；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經濟學家。因此，“不要輕信經濟學家而又不得不聽經濟學家”就成了經濟不穩來臨時人們的一個十分兩難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久病成良醫，“盡信醫不如無醫”。
經濟學家裡最有民間聲望也最有爭議的，無疑就是郎鹹平了。無論是早年的“郎顧之爭”，還是近年屢次發出“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郎鹹平似乎永遠都以最犀利的語言和姿態站在風口浪尖上，也為很多民衆和第一線的企業家所追捧。
這位美國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骨子里依然有著嚴密的西方學術訓練所遺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為中國最大多數民衆和企業家能夠聽懂的語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語言），因而也成為最為人所知，甚至最有爭議的經濟學家。
我們最早的見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時的郎鹹平還沒有今天這麼有名。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很喜歡看你的歐洲問題分析。”說出這樣的話似乎不符合郎鹹平的性格，因為他對人的態度多是批評和苛責，而很少贊揚或恭維。但這話似乎又很符合郎鹹平的性格，因為他素來我行我素，直來直去。
說完這句話後的幾年里，郎鹹平越來越忙，卷入了很多紛爭，也越來越有名。我也專注於自己的事業。直到2009年，我們又開始電話聯繫，那時他的名聲已非2005年時所能比。
我為了一件事給他打電話，他卻抓住這個機會讓我出席他的節目《財經郎眼》。這就是郎鹹平，永遠能抓住機會，也永遠不會吃虧。
那時的《財經郎眼》還沒有改版，攝影棚狹小而簡陋，而且多半在晚上錄像，但我還是不止一次從香港趕到廣州去捧他的場，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點多才吃上飯。說實話，我也是個“大忙人”，每週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滿，若不是礙於郎鹹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讓我這麼做。
與郎鹹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節目起起伏伏，時而被封，時而解禁。有一次他的節目又遭受短封。最後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節目解禁時，當時錄制的內容已略顯過時，那一期就永遠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遠白費了。我成了郎鹹平為數不多的被封殺時的“陪葬者”，這讓我至今還很不爽。這當然只是笑言而已。
節目里，郎鹹平依然是保持一貫的犀利風格。有一次，他冷不防來了一句：“難怪我看你這麼順眼，原來你有歐洲學術的訓練經歷。”但就是這樣一個時隔幾年又一次對我的歐洲學術背景表示贊賞的人，卻堅決不肯出席我的節目，還笑言：“我是個很小氣的人。”但在我看來，他是個很不給面子的人。這當然也屬於笑言了。
就是這個郎鹹平，幾次喊出“中國經濟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的結論可能有些聳人聽聞，他的論證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話”風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資料和數據，以及對這些資料和數據的解讀，是值得深入參考的。
潘石屹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地產大亨和網路大V。不久前他在央視《新聞聯播》中關於大V作用的那段結結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網路上瘋傳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計較，發微博稱這折射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國房價瘋漲之後，遇到史上最嚴厲的調控。這時，幾乎所有的地產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願意接受我的邀請，出席節目與牛刀對話。他還在微博上對任志強喊話：“任總，邱震海請你出席節目！”結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讀者都知道，這是一個對地產調控充滿期待的評論家，曾預言“2012年中國樓市將崩盤”，其力度遠超謝國忠的“樓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樓市下跌20%”的預言。問題是，2013年早已結束了，中國樓市不但未崩盤，而且價格還一路飆升。
在2011年調控最嚴厲的時候，潘石屹願意出來與牛刀對話，還真是需要一點勇氣的。節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對牛刀的大膽預言，潘石屹“小媳婦”似地表示：“我對2011年中國房價的預測是不上不下。”後來兩年的房地產市場發展，驗證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預言的預言。
面對牛刀引用當年海南房地產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卻又很堅定地說：“我想給牛刀說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跟十多年前海南島的房地產市場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海南島的房地產市場基本上是沒有最終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們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幾個月時間，北京的房租上漲的幅度很快，這就是最真實的需求。”

本文摘自《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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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三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本書緊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熱點，對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才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等問題進行了透彻的分析，觀點獨到，語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吳敬琏、郎鹹平、林毅夫、遲福林等多位名家學者的觀點論斷，分析了中國將在未來三年遇到的難題和風險，讨論了中國面臨的改革和轉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