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經濟何以彎路重重

2014-06-12 10:58:01

  讓我們把目光往回看五個年頭。2008年11月,我應邀到浙江杭州參加在那里舉行的“民營企業峰會”。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民企峰會了,但在杭州舉行的這一次峰會在中國民營企業歷史上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時,由美國“兩房”危機引發的世界規模的經濟危機才剛剛開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經有了一絲涼意,但在參加會議的人們心中,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太多的涼意,因為一些中國經濟和改革的重量級人物都雲集峰會,其中有吳敬琏、高尚全等人。這之前的一個月,我組織了一個“紀念改革開放20週年系列節目”,高尚全、吳敬琏是節目前三集的兩位重量級嘉賓。
高尚全這個名字,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歷史上註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體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在當時看來十分大膽的提法,這些後來都被寫進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電邀請高尚全出席節目時,他幾乎不假思索就答應了。
與高尚全相比,吳敬琏近年來顯然更引人註目,也更具有爭議。首先,要成功爭取吳敬琏出席節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體電話,都會成功地被吳夫人的禮貌言詞所擋駕。“吳老最近身體不好,完全沒有時間”基本上是吳夫人善意而規範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吳敬琏親自打來的電話:
“邱震海先生嗎?我是吳敬琏。您給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週可以出席您的節目。請您把節目提綱發給我吧。”吳敬琏顯然從被他夫人擋駕的媒體名單里找出了我的電話,言談中十分有誠意。我當時好奇的只是,吳夫人在一旁是怎樣的神情……
吳敬琏在節目中侃侃而談,儒雅而又犀利。“中國如果不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30年後可能出現像印尼那樣的結局”這一犀利的觀點,就是吳敬琏在我的節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鐘的節目,對於吳敬琏而言顯然太短。節目錄制完畢,我們當即約定了第二週再加一集。
一個多月後,吳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會上見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簽上大名贈我留念。在這本書里,他比較了蘇聯式以投資見長的粗放型增長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註重效率見長的集約型增長模式(Intensive Growth),強調只有集約型增長模式才是經濟發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約型增長的重要環節,則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他在這本著作中還透露,當時服務業在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中的比例僅為30%多;而在日本,這一比例則是70%多,在美國更是達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時讀吳敬琏的這本書,也許覺得這只是對中國30多年經濟歷程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經濟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後再展讀此書,方有別有洞天之感,因為這五年的發展歷程似乎證明了中國沒有向著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發展,反而向著更加依賴投資的方向大踏步邁進。
投資,投資,再投資,成了2008—2013年中國經濟發展極其重要的驅動力。其間,拉動內需、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標。但必須坦率地承認,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說完全失敗。
時間又過了10個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這時距美國由“兩房”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暴發正好過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個“典型促轉型”活動,我應邀為其中的一個重要論壇擔任主持。
論壇的具體內容我已經忘了,但我清楚記得的細節是,論壇雲集了包括樓忠福在內的浙江省重要的民營企業家。當時,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方案已經下達,中國經濟在這一“強心針”的刺激下,正在呈現“臉色紅潤”的复蘇局面。
論壇休息時,我想做點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業家們問了一個似乎有些不當的問題:“四萬億人民幣,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煙、聊天的企業家們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終的回答都是搖頭。只有一位企業家答道:“我的公司通過其他名義拿到了400萬。”
400萬而已!這是我迄今聽到的唯一從四萬億人民幣投資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營企業家。四萬億中的絕大多數都去了哪里?
幾年後的今天,我們知道,它們都流向了國有企業和各政府單位。
2009年秋天,我還到上海和江蘇的一些城市作了相關考察。就連在出租車上,都從收音機里聽到各城市的一些區政府在規劃、出台各種投資專案。那一年的中國,似乎成了一個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的大國。各種有用或沒用的專案,各種暫時賺錢或不賺錢的專案,只要想得到的,就沒有做不到的。四萬億人民幣中的絕大多數,就這樣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種巧立名目的專案之中,大量的流通性貨幣開始泛濫……
於是,由於基建專案的實施,許多地方的GDP開始回升,暫時的就業保住了,8%的經濟增長率保住了,社會穩定保住了。而至於基建專案完成之後,碼頭是否有貨船開出,公路是否有貨車奔跑,GDP保住之後,錢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沒有人關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報天天讀》節目時,從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里,摘錄了一份研究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衰退及其應對措施的報告。報告指出,1993年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之後,日本政府也曾一度採用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的方法來挽救經濟。其結果是:基建投資的快速成果的確能拉動GDP上升,但無法體現在居民個人財富上。因此,從長遠發展經濟的角度看,必須慎用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手段。
幾年後的今天,我們也已知道,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過大過多,加上缺乏計劃性,不但導致產能過剩,而且還是民營經濟萎縮的主要元兇。
但在2009年的中國,似乎沒有人聽得進去這樣的聲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會穩定,管它是“強心針”還是“止痛針”,先用了再說。因此,投資,投資,再投資,就像一陣魔風,讓中國的人們入魔、瘋狂……
於是,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國進民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逆轉現象,民營經濟的空間開始極度萎縮,國有經濟空間和政府權力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脹。
2009年,似乎是中國的一個分水嶺。我經常和朋友們開玩笑說,凡是2009年之前買房的,現在基本上都賺了。正是從那一年開始,房地產價格開始飆升。大量投資必然導致資產價格上漲,這一普通的經濟學原理開始在中國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
2009年,也是中國民間情緒逆轉的分水嶺。國進民退,資產價格大幅上揚,腐敗日趨上升,導致民間情緒開始逆轉。對年輕人而言,“學得好不如嫁得好”“有個好成績不如有個好爸爸”成了流行語,奮鬥似乎已不再有意義。於是,兩個極端產生了:對草根階層而言,一腔怒火灑向社會漸漸成為常態,各種形態的社會穩定事件層出不窮;而對精英階層而言,用腳投票——移民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多少財富,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離開了這片96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
移民的朋友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國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國內是好髒好亂好快活。”他們願意走嗎?到底是什麼讓他們離開這片生他們養他們,又給他們帶來巨大財富的土地?
原因當然是極其複雜的。從經濟模式開始的一連串失誤繼而蔓延到其他領域,顯然是導致富人用腳投票的元兇之一。
……
後面幾年里發生的事情,想必人們都已知道。國進民退繼續加重,房地產價格一路飆升,政府權力更為集中;“保八”任務雖然完成了,但民間情緒一路逆轉。
其間,從纯經濟角度出發,政府也曾一再強調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資,拉動消費,改變高度依賴出口的現象,同時尤其在房地產調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這些舉措幾乎無一獲得成效。尤其是房地產調控在2011年達到最為嚴厲的狀態,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後稍一放緩,一線城市的房價就離弦之箭一般再度飛馳。
這就是過去五年中國經濟的現實,也是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在過去五年里走過的截然不同的道路。當美國經濟開始其結構調整,尤其是微觀創新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中國經濟則進入了一條國進民退,以投資拉動經濟,卻導致國富民窮的“斜路”。
中國經濟必須迅速走出這一“斜路”,才能獲得發展前途;也只有走出這一“斜路”,才能迎來未來長遠的光明。這是2012—2013年間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挑戰。

本文摘自《當務之急》


   未來三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本書緊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熱點,對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才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等問題進行了透彻的分析,觀點獨到,語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吳敬琏、郎鹹平、林毅夫、遲福林等多位名家學者的觀點論斷,分析了中國將在未來三年遇到的難題和風險,讨論了中國面臨的改革和轉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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