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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4 08:23:10
在政府（即非市場）通過誇大對某些服務的需求而提供這種服務時，需求的條件可能成為造成缺陷的因素。有些條件隨著時間的過去已經變得更加突出，而有些則仍然如故。這些需求條件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1．增強的對市場缺陷的公共意識
最近幾十年，尤其是20世紀30 ■ 80年代，公衆對市場缺陷的認識驟然增長。這種轉變既是因為人們認識到市場結果在社會最優化方面的失靈（例如有毒廢物和污染物的增長、商業和勞工壟斷權力的公然行使、增加的人口密度及其造成的擁堵、總體上越來越嚴重的外在性等），又是因為關於這些失敗信息的更廣泛的傳播。隨著市場活動的擴展，市場失靈的例子，無論是在發生的頻率還是數量上都有所增加。這些失靈還成了信息媒體以及環保團體和消費者組織大規模活動的生動教材，使這些缺陷為公衆所註意。可以理解，公衆對這些缺陷增強了的意識已經降低了人們對它們的忍耐限度。
2．政治組織和政治賦權（enfranchisement）
實際市場失靈的增加和公衆對它們的意識的增長，已經反映在許多團體和利益群體的組織和政治權利要求（賦權）之中，並受到這些組織和政治權利要求（賦權）的影響，這些團體和利益群體以前在政治過程中卻是孤陋寡聞、沒有積極性的，如婦女團體、少數民族、學生團體、環保主義者、消費者團體，以及核國家的擁護者和反對者；而且，所有這些團體，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已經要求政府立法、調控和出台其他規劃來矯正市場失靈，以產生它們的支援者所期望的結果。集體訴訟（class action suits）、應急的律師費、司法裁決和維權獎勵等已經為矯正市場缺陷的非市場干預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
3．政治獎勵結構
在政治過程中（這種政治過程緩和了公衆對政府矯正行動的那些強烈需求），對那些清楚表達問題、使之公之於衆並對提出的解決方案進行立法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員而言，即使並不承擔執行它們的責任，獎勵常常也會自然增長。
4．政治行動者的高額貼現（high time-discount）
政治行動者的貼現率也許比社會的貼現率更高，一方面是這種獎勵結構的結果，一方面也與所選官員的任職期短有關。結果常常是政治行動者短視和需要對特殊問題或市場缺陷進行長期分析、實驗和理解（以便查明是否最終存在一種實用的矯正方法）之間的明顯脫節。因此，未來的成本和未來的收益往往被嚴重打折或忽視，而眼前的或短期的收益或成本卻被誇大。其結果正是費爾德斯坦（Feldstein）所說的“政治過程固有的近視①。”
這種近視的一個戲劇性例子就是美國和西歐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大規模再分配的社會福利專案普遍增長，這些專案受到自動生活費用調整的大力保護和推動。這些專案的立法得到了西方民主政體中立法者和行政人員普遍傾向的激勵，他們高估了這些專案的短期效益（也許尤其是政治效益）而低估了其長期效益。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旨在說明老人和窮人的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補助制度（Medicare and Medicaid）的失敗也反映了這種近視，它導致了衛生保健成本的激增和衛生部門耗費的國民生產總值份額的大幅度增加——從1960年的5.3%到1983年的10.8%，再到1990年的12.2%②。這種情況也同樣反映在實行擴展的福利專案的失敗上，如資助未成年子女家庭專案，盡管原本打算為貧困家庭提供說明，其結果卻可能是嚴重弱化了家庭結構③。
5．責任與利益的分離
最後，政府專案的收益者和支付成本者之間的分離常常導致非市場需求的誤差④。經典的“搭便車”問題就是一種特殊的分離案例：無論任何特定的成員是否付出，利益均攤，或給予特殊群體。在收益和成本由不同的群體承擔的地方，預期的受惠者建立政治組織和進行院外遊說的動機將可能產生政治上也許切實有效但經濟上卻肯定低效的需求。在美國和西歐經濟體制中，其他的例子諸如有農業價格扶持和補貼、對特殊利益群體和部門提供其他形式的保護、關稅、自願的或強制的進口配額、向外國提供優惠貸款和出口信貸以刺激債權國的出口。
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的這種分離既能夠為政府干預的缺乏作辯解，也能夠為政府干預的出現作辯解。例如，在美國的槍械管制的案例中，預期的受益者（即大部分公衆）數量衆多且分散，而將承受管制成本的那些人卻被聚集在一起且被適當地組織起來了，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就是突出的例子。分散的多數人的動機也許太弱，以至於無法戰勝集中起來的少數人的抵抗，盡管槍械管制的總社會收益也許超過持槍?所承擔的成本，但政府的管制並沒有得以實施。政治過程也許並不能提供一種有效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公共受益者能夠為槍支愛好者提供補償，促使他們放棄槍械或者接受嚴格的槍支執照管制。
應該分清這種分離現象的兩個不同的方面。
分離的第一種類型可以被稱做“微觀分離”（microdecoupling）。在現有的或未來的政府專案的收益被集中於一個特殊團體，而成本則被廣泛地分攤到諸如納稅人或消費者這樣的公衆身上時，“微觀分離”就會產生。與不得不（或開始）反對一個特殊專案的受害者相比，受益者因而具有更強烈的動機（也許政治上作更積極的努力）來發起、維持或擴展它。其結果可能是政府專案或調控或是低效率（總成本超過收益），或是不公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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