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1）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基本的經濟選擇

1977年，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推出了以《不確定的時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為題的電視系列片。兩年以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則隨之推出了以《自由選擇》為題的電視系列片，以此作為對加爾佈雷思電視系列片的反驳，就像在某些競選大戰中一樣，盡管雙方都沒有把事情挑明。加爾佈雷思（1977）和弗里德曼（1980）兩人根據他們的電視腳本出版了畅銷書，因而表明，甚至在個人的經濟政策不相同的情況下，他們的經濟行為也可以是相同的。

《不確定的時代》和《自由選擇》涉及相同的主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如何產生和變化，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市場經濟的力量和缺點。兩本書都提供了這種分析的政策結論——市場和作為經濟活動最重要調節器的政府之間的選擇是基本的經濟選擇。也正是在這里，兩個爭論者之間開始出現了分歧。

當加爾佈雷思按照馬克思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傳統充分承認市場的成就時，他把市場的演變和成熟等同於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微觀經濟的無效率和社會不公。盡管加爾佈雷思同意熊彼特和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和市場的顯著經濟和技術成就的觀點，但他對制度效率和平等的評價明顯地與熊彼特（1934）不同，他的觀點更接近於馬克思。為了彌補市場的這些不足，加爾佈雷思以及《不確定的時代》認為，對形成經濟穩定、效率和擴大的社會公平而言，政府政策和干預是必要的。

而弗里德曼則按照亞當·斯密《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傳統，對市場體制的特徵的評價十分不同於加爾佈雷思。在弗里德曼看來，一種自主發揮作用的市場經濟產生了經濟和技術進步、資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會流動和政治自由為特徵的社會，並導致生活水平的提高。當然，這種提高除了一些公認的例外，在分佈上是相當公平的①。弗里德曼和《自由選擇》認為，政府的擴張超越其最小的（公共產品）功能（如防務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郵政業）則損害了資源的有效利用，阻礙了經濟發展，而且還約束了社會流動，並最終限制了政治自由。

有什麼能夠解釋這兩位博學的觀察者有關市場和政府的巨大反差的觀點呢？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支援市場的觀點，是以理想化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式為基础的，它傾向於總體經濟的充分就業平衡（宏觀經濟），公司和個人對資源的有效利用（微觀經濟）。這種觀點得到了19世紀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市場經濟經驗的支援，得到了20世紀70 ■ 80年代市場經濟占主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①等）經驗的支援，還得到了泰國、印尼新近增強的市場化發展經驗的支援。弗里德曼反對政府干預的立場還從下述各種現象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援：無數有關龐大的政府組織的奇聞轶事——這些組織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對它們的任務處置失當（如郵局、福利機構、防務和國有化的工業）；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持續的令人失望的經濟記錄，在這些國家中，政府干預比比皆是；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晚期起，蘇聯、東德和東歐的中央計劃指令性經濟（the centrally planned command economies）的崩潰和肢解。

另一方面，由加爾佈雷思和《不確定的時代》所代表的支援政府的觀點是建立在明智（informed）、高效和人性化政府模式基础之上的，這樣的政府能夠識別和糾正市場的缺陷，並實現通過民主手段才達到的國家目標。這種觀點與利特爾（I. M. D. Little）、理查德·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等其他人所精心闡述的正規的福利經濟學的規則，以及與奧斯卡·蘭格（Oscar Lange）、阿巴·勒納（Abba Lerner）等提出的最優經濟計劃理論（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planning）相一致。這種觀點得到了下述經驗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段時期（至少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前，它們那時的經濟趨勢變得不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荷蘭普遍看好的經濟表現；尤其是諸如歐洲國家鐵路系統（Europe’s national railway systems）那樣有效的政府表現的例子；日本戰後由於政府政策引導和確定目標而導致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爭論的雙方都引日本的經驗來作論據。）加爾佈雷思反對市場的立場同樣獲得了下面有關市場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①）的負面傳聞的支援，如大氣污染、機場噪聲、廣告牌和大量低質量的商業電視。

值得關註的是，加爾佈雷思所思考的反對市場的觀點得到了正規的市場失靈理論的支援，這種理論也構成了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市場失靈理論詳細闡述了市場在面對公共產品方面的各種可以預料的缺點，如外在性、日益擴大的規模效應、不同類型的市場“不完善”和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場外部條件下也可能發生的社會不公等等，這些現象有時出現於一切?場中，並且始終出現於有些市場中②。反過來，福利經濟學則為政府矯正（或者至少減輕）這些有缺陷的干預提供了規則和方針。支援政府的觀點還得到來自於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其他人的論著的更新的理論上的支援，這些論著涉及與“關鍵”技術和政府支援並推動的研發有關的潛在的外在性。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思考的反對政府的觀點卻無法指望正規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支援。那樣的理論還不存在。

因此，在對弗里德曼所贊成的支援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與加爾佈雷思所贊成的支援政府/反對市場的根據和類型進行對比時，出現了有趣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在圖1.1中用淺色的長方形表示，即支援市場/反對政府和支援政府/反對市場立場之間的爭論往往是不平衡的，因為我們缺乏與已有的市場失靈理論相對應的關於政府缺陷（“非市場失靈”）的綜合性理論。為了避免“沒有什麼適合的理論也無關緊要”的認識，有必要回想一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的評論：“那些相信他們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實幹家們，常常是某些死去的經濟學家的奴隸……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極大地誇大到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抗衡。”

因此，一種更加充分完善的非市場失靈理論將有助於為圖1.1中的矩陣提供更好的平衡，還有助於為公共政策提供更好的指導。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對發展這種理論有所說明，並且提出這種理論如何能夠被運用於非市場與市場選擇的對比當中，人們因此可以指望有助於改進市場和非市場之間的選擇或結合。在這樣一種綜合性的非市場失靈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由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①。正如公共選擇理論所強調的，政客和官僚自身的利益是理解非市場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僅僅通過公共選擇還不能滿足一種完善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需要。例如，現有的公共選擇理論就忽視或曲解了非市場行為引導下排他性（壟斷）的典型類型，忽視或曲解了圍繞在生產非市場產品技術週圍的高度不確定性和由這些產品而產生的派生的或預料不到的外在性的頻率。此外，公共選擇理論忽視了組織慣性、傳統和標準的操作規程等作用因子對非市場失靈的作用。這些因素在與市場規則相隔離的組織中，甚至比在受制於那種規則的組織（如公司）中似乎更有影響。

所需要的理論應該涉及由整個非市場部門，而不是單單公共（政府）部門所包括的更大範圍的行動、產品和失靈。盡管政府是非市場部分的最大成員，但其他成員（如基金會、大學和非私人所有的醫院等）是數量衆多、範圍巨大和不斷增加的。綜合的非市場失靈理論應該包括這些其他的非市場組織的行為和缺陷，能夠突出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和差異，並且還允許在非市場部門和市場部門之間作適當的比較。公共選擇理論自身由於太有限而不能為這種圖景提供一個合適的框架①。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作為美國的民間智庫，蘭德公司享譽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書是該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論述經濟政策制定的根本問題，即在經濟體制的運作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