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2）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奧地利經濟理論——尤其與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相關②——為綜合性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在其所關註的市場競爭和作為產生信息的“程序”的價格機制問題上，以及在推動這種程序中由私有制所提供的動機問題上，哈耶克和米塞斯爭辯道：市場擁有政府（非市場）所無法相比的關鍵性優勢③。

奧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有關“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的重要工作也同樣為發展非市場失靈理論貢獻了有價值的見解。的確，市場失靈和非市場失靈都可以被看做是由獨特的交易成本特徵和負擔所導致，這些特徵和負擔分別與市場和為組織經濟活動而作為替代的“管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s）的政府相聯繫①。

弗里德曼和加爾佈雷思之間的爭論反映了應對現代經濟體制時的主要政策問題：什麼是政府和市場在經濟體制作用中的合適角色？在作出這種選擇時，所運用的合適的規則和思考又是什麼？此外，這種選擇不應該被局限在二選一的層次——如弗里德曼和加爾佈雷思有時所暗示的那樣——一種相對完全的政府和不完全或不充分的市場之間的選擇（加爾佈雷思的觀點），或是一種相對完全的市場和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間的選擇（弗里德曼的觀點）。實際的選擇是在不完全的市場、不完全的政府和兩者多種多樣的結合之中。主要的經濟選擇涉及到市場還是政府——各自有其自身的缺陷——在經濟中將要決定的資源的配置、使用和分配的程度。

美國政治學和經濟學貫穿著這個主題。在正確解決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的、內在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差異是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主要分界線。市場/政府主題也把商業和金融共同體（支援市場）與媒體和學術共同體（支援政府）分隔開來。所有這些分歧，都由於雙方倡導者積極地使其原則服從於他們自身更直接、更實際的利益因素而變得模糊不清。

因此，美國的商業和金融共同體——它們的特點是贊美市場的優點並且慷慨地捐助共和黨——常常沖在對保護國內市場有利、反對外國具有廉價勞動力優勢的進口產品而遊說議員的活動最前線。與此相應，如果學術和媒體共同體——它們的特點是贊美政府干預的優點，並且通常對民主黨表示忠誠——所支援的政府干預和說明局限於與其自身行為相適合的標準或準則的話，則變得過於敏感。例如，這些團體常常敦促政府資助教育，但反對把教育置於由政府建立和進行評估的績效標準之下。弗里德曼通過觀察發現，工業中支援市場的倡導者對市場的自由運作的贊成似乎也在其他行業發揮作用，但卻為其自身尋求政府的說明。他正確地把這評論為“原則向自我利益的習慣性屈服”。另一方面，學術界中支援政府的倡導者不僅贊成其自身的行為不受政府限制，而且贊成開明政府控制他人的行為的干預！

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主要選擇還反映在不再新鮮的“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中。這一術語是肯尼迪（Kennedy）執政期間由沃爾特·海勒（Walter Heller）提出來，並在1981年里根（Reagan）執政期間被賦予了新的含義（盡管持續時間不確定）。新聯邦主義涉及到考察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和私有部門正確的作用和責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種考察涉及了市場與政府比較這一主題。新聯邦主義觀念中所暗含的可能的責任下放（devolution）意味著更多的內容：起初下移到更低層政府的責任也許（轉而或隨後）讓渡給市場，或讓渡給既非市場也非政府機構的組織①。例如，非贏利基金會可能承擔勞動力的再培訓，或提供不同形式的、由私人捐贈資助的社會福利服務，來代替政府專案。

這個問題並不僅僅對美國至關重要，它也影響著西歐、第三世界、第二（共產主義）世界的殘存者（特別是中國），以及正試圖把其經濟從中央計劃指令體制轉變為以市場為引導的體制的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西歐和日本，過去30年經歷了政府作用持續增長和市場作用相應減小的過程。例如，在1960年和1989年期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國家中的政府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8%上升至42%（如果加上所謂的預算外支出，1989年的比重超過50%）；美國的可比預算支出比重是27%和36%①；在法國，混合的保守黨—社會黨政府積極推進國有工業和銀行的非國有化，允許私人電視台參與國有電視部門的競爭，並且援用市場標準來確定企業工資比率，這些都反映出這個問題依然沒有過時。同樣，毫不奇怪，英國保守黨政府一直積極努力地使國有工業非國有化，並且使政府作為主要經濟分配機構的進程逆轉；在德國，從1990年起的東德地區（l?覿nder③）與西德的一體化過程已經涉及運用政府政策和資源來恢復市場的作用，並清算以前整個?國有工業結構並使其私有化。

甚至在中國，它曾在由中央指導和政府計劃而非市場和價格來解決配置問題方面有著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信念，它的經濟改革是一種有意識的、朝著相似方向的運動：在農業上，在小規模消費品部門，在更大範圍的中國幾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通過市場價格和競爭而形成經濟決策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在大規模工業和基础設施建設部門，則盛行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尤其分散的農業部門，則依然深受龐大的政府補貼和價格控制的影響。

在東歐、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對用市場化來取代它們以前的政府主導型經濟也普遍地深信不疑。在這些前中央計劃體制的（國家）中，探索實現有效市場化的幾個因素（尤其是宏觀經濟穩定、解除價格和工資管制、私有化和取消壟斷、貨幣穩定等）的進程千差萬別，但它們都表現出對達到市場和政府之間新的平衡的信念，在這種平衡中，市場的決定作用將被擴展。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作為美國的民間智庫，蘭德公司享譽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書是該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論述經濟政策制定的根本問題，即在經濟體制的運作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