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成為利益派別的抵押品

　　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佈熱津斯基著名的波蘭裔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地緣戰略家、國務活動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7—1981），目前美國重量級智囊之一，美國前國務卿奧爾佈賴特的博士生導師。認識到了美國民主制度與其對外戰略關係的矛盾之處，他指出：“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建國時獨特的環境構成了損害美國制定且持續推行一項長期扮演全球領袖政策能力的結構性障礙。但是，現代溝通方式和金錢對美國政治的沖擊又進一步導致了體制性的退化。美國的憲政體制……往往很大程度上在國內刺激下制定出那些具有世界範圍影響的政策。這一現實強化了一種在世界上廣為傳播（絕非沒有道理）的觀點：一個狹隘的美國只把其自身一貫的關切、形形色色新式的口號以及特殊的利益推廣到全球舞台上。……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立法部門都沒有一個正式的協商過程，使得他們能以長遠眼光認識全球未來，共商政策。行政部門……導致了長期的利益從屬於短期的考量。立法部門則幾乎一味地只關心眼前的國內問題。”對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佈熱津斯基的觀點更為極端，他指出：“進一步促進國家政策的統一，還需要更正在國內，而且在國外也日益擴散的一種印象，即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是可以用來出售的。華盛頓內部圍繞外交政策的遊說作用日益凸顯，既導致也反映了上述這一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外交政策遊說集團籌集並達到選舉活動經費目標的能力已經成為其影響力的主要來源，其重要性超過傳統的投票力量。”基辛格指出：“由於存在國內各種壓力集團，國會的立法不僅介入到具體的對外政策策略，而且尋求通過一系列的制裁向他國強加行為準則。”佈氏和基辛格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批評之嚴厲，恰恰說明了，所謂的民主社會無法建立對外平等的、基於世界範圍普遍民意的長遠政策。

為什麼西方民主制度在對外關係上無法真正尊重別國的利益呢？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從歷史上看，很多人贊歎美國憲法雖然制定了200多年但仍然有效，但當時的美國僅13個殖民地，除了與少數歐洲國家有聯繫外，對世界範圍內政治經濟政策的考慮還不是其主要關註點，涉外關係對國家的影響遠遠小於當今情況。雖有全球貿易，但規模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較現在沒有可比性。所以憲法制定者們就對外政策僅對國會與總統的權力做出了簡單的規定。

現實的原因在於，美國的選舉制度（包括任何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要求根據國內的投票決定領導人，國內選民往往無法將對外政策的影響與國內問題挂鈎，對外政策成為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相對自行決策的領域，涉外事項不能成為國內民主的真正議題；換句話說，外國不能給予行政部門選舉和立法議員選舉任何選票支援，這兩個部門只有表現出為選民爭取利益才能保證政治權力。但選民支援的候選人其所主張的政策在國內與國外卻可能相互沖突。例如，在保守的選民面前，競選人同時主張攻打伊拉克和贊同同性婚姻，那麼選民同意競選人的哪個主張呢？美國的批評家羅格•莫里斯指出，“普通的美國人把註意力都集中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問題上，對地球上的事只是漫不經心地瞥上一眼。”對外政策不在選舉的議題選項之中，那麼獲勝者代表他的團體操作對外政策的空間就非常巨大了。美國的國際目標——成為世界重塑的領袖與其國內民主本身是存在沖突的，而將國內民主與國際目標相統一的手段在宣傳中則演變為大量的欺騙、恐吓和收買。

基於歷史形成的憲法框架和現實決策的利益考慮，美國民主決策無法外化為對他國利益的尊重。這個結論並非意指美國的對外政策完全沒有戰略規劃，或者受到其他所有國家的反對，只是說明其對外政策與國內民主制度之間存在相互隔絕和相互矛盾之處，國內民主並非是解決國際問題的靈丹妙藥。在國家關係問題上，外國利益是否能夠得到尊重往往要服從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狀況，但此處的政治狀況並非是民意，而是綜合因素。

當下突出的兩個例子體現了西方尤其是美國民主外部性的特點，即對待埃及的二次革命的表態和對待日本二戰歷史的態度。

美國自己對埃及穆兄會能否獲得政權本就充滿猜疑，當軍隊通過政變囚禁穆爾西之後，美國甚至不承認這是政變，只是猶豫觀望；當軍隊強行清場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後，美國媒體及政府雖然表示嚴厲譴責，但採取的制裁措施不過是毫無實質內容的停止舉行軍演。美國媒體可以對此表示譴責，但是，政府的表態更像是雙簧表演。埃及軍方對美國表面上表示不服，美國政府表面上譴責軍方行動，但是，雙方對彼此的不滿都是為了做給那些簡單概念的宣揚者觀摩的。2013年10月美國終於決定對埃及實施部分制裁，但是，伴隨這種制裁同時所做的聲明更像是安撫埃及軍方，告訴他們制裁並非當真。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前利比亞、現在的叙利亞，估計北約軍艦馬上就停靠在地中海一帶，兵臨城下，導彈和飛機已經做好介入準備了。同樣的暴行在西方會受到不同的對待，這就是西方普世價值的雙重標準，背後是國家之間的戰略利益。也許有人會提出，畢竟西方國家譴責了埃及軍方的暴行，說明西方還是追求民主價值的。如果在國際政治中，僅僅看到這些表面文章便認為這是掌權者內心的真實想法，那就過於天真幼稚了。對埃及軍方譴責不過是為了保持自己所宣揚的價值觀的體面和一致性，不過是為過去干預歷史的道義理由保證起碼的表面合理性，不過是對未來發展變化留出足夠的退路和空間。但是，在實際處理過程中，一定是戰略利益成為西方國家行動的真實指南。可憐的穆兄會如果以為國際社會將像對待利比亞、叙利亞那樣熱情介入，堅決打擊施暴者的話，那他們一定會彻底失望了，並且還將因為相信國際介入而增強鬥志付出重大代價。二次革命是穆兄會決策失誤的正常結果，但是，西方國家對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只能通過虛情假意的譴責挽回邏輯混亂造成的信譽損失。殷鑒不遠，在卡紮菲和叙利亞政府鎮壓持不同政見者而受到西方嚴酷打擊的例子中，埃及軍隊能夠自信不會重蹈這些政府的命運，這本身就說明了西方高層與埃及軍隊高層達成了某種默契。有趣的是，阿拉伯世界某些國家成為西方戰略實施的有力工具，美國等可以停止軍演、停止援助，但像沙特等卻能夠公開對埃及的鎮壓行動表示支援，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再看看沙特等國家對叙利亞民主的熱情，具有正常邏輯能力的人誰還會相信，對這些民主運動的干預是出於正義公心的呢？

如果民主代表人民具有正常的人類理性，對外政策能夠維護國際正義，則日本對軍國主義的留戀成為又一個反例。德國用法律規定法西斯主義為非法，而在日本，右翼成為日本政壇的主導力量。美國在1951年主持與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已經將日本從戰敗國提升到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前線盟國，美國沿用日本政府官員扶持日本發展，為軍國主義留下了复興的根苗。而在對待二戰歷史問題上，日本政府對二戰時期歷史借屍還魂，重走軍事擴張路線，美國並沒有通過民主手段予以遏制。從日本來看，其內部民主制度未能起到對歷史予以全面認識和反省的作用；從美國來看，美國民主也沒有對日本違反人間正義的复辟思潮進行強烈抵制，政府層面仍然將這樣的政府視為重要盟友。其根源是什麼？根源就是日本在東亞仍然是美國對抗俄羅斯和中國的馬前卒。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容忍，一定具有深遠的戰略目標，即希望通過中日兩國的交惡，最終得以遏制中國的發展。所以，我們看到，在美國為民主目標在世界範圍內搖旗呐喊的過程中，對違背歷史、違背正義的日本歷史問題，卻完全採取淡然無視的態度。西方部分媒體對日本行為的否定和譴責，根本無法影響這些政府的核心政策。由此，日本政客才敢於更為明目張膽地參拜靖國神社。參見《美借墓地獻花批“安倍史觀”》，載《參考訊息》，20131113。對於日本的軍國史觀，美國的抗議也就僅限於美國官員不去靖國神社，而去東京千鳥淵公墓獻花嗎？如果憤怒的表達如此無奈，世界上還有什麼抗議值得重視呢？

民主決策外部性特徵導致了這樣的邏輯結果，從決策的權力來源上以民主、人權旗號作為對外政策的準則，將民主等普世價值時時挂在嘴邊，展現了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形象，但是，經過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實際利益的過濾，民主大旗的基座卻由階層利益和狹隘民族利益澆鑄。這是為什麼美國在世人面前呈現出兩面性、對外政策出現雙重標準的原因。佈熱津斯基奉勸美國應當具有長遠眼光，並避免對短期利益的追求損害其長期價值觀，因為其看到了美式民主對全球政治覺醒的罔顧，發自內心地表示對美國未來的擔憂。他形容“在某些方面，美國加冕為世界領袖也讓人回想起拿破侖當年的那場自我加冕。拿破侖……視自己為歷史的代理人，引導法國民衆把革命覺醒轉化為一場重建歐洲的宏大進程。自由、博愛、平等在整個歐洲被強行推廣，也不管歐洲人是否翹首相盼。在第一位美國的全球領袖自我加冕（指老佈什）十多年以後，一位美國總統（指小佈什），與當年的拿破侖一樣，宣佈美國的歷史使命（以及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推動整個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轉型。”\[美\]茲比格紐•佈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這里，以美國地位類同於拿破侖的加冕實在恰當。拿破侖向歐洲傳播的思想內涵與其本人的專制做法相互沖突，違反自身邏輯的徵服導致了他的失敗。美國向世界傳播的思想與其行動也存在矛盾，在未來，也許存在美國思想傳播並實踐於世界的圖景，但以美國現有的做法，世界民主化進程卻可能是以反抗美國民主和僞善為結果。

我們無意完全否定美國民主制度和其所宣揚的價值觀，在當今的世界中，美國所確立的國際秩序對包括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並非沒有利益，我們需要清醒認識到的是，在接受外部思想和規則時確立自己的利益邊界，不要因為被西方國內民主狀況和發展水平所迷惑，進而認為從這些國家所派生出來的政策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同樣的促進作用。外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本身不具有在美國政治博弈中優先考慮的地位，而恰恰是從屬於美國國內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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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