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迷茫（2）

    這些驚人的奢侈引起了教育孩子的新問題—同時也創造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新興產業。最近的一系列調查顯示：財富除了為孩子提供諸多好處以外，也可能成為家庭的一個魔咒。由於不需要工作，孩子們幾乎沒有任何奮鬥的動力。他們連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具備，比如打掃衛生、管理金錢、與他人合作等等，因為他們都習慣了依賴家政人員和父母。

    “當週圍有人幫你處理一切事情時，一個孩子的生活真的會被改變。”艾倫•佩里，“財富橋梁”的創始人說：“在那種情況下，孩子們不會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而那些技能都是奠定他們未來人生的基石。特權阻礙了孩子們健康的成長之路。金錢讓人們有能力解決諸多困境，父母們或許也認為這是在說明孩子們，但其實這是一種變相的掠奪。”

    金錢的其他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一名心理學及教育專家桑尼亞•魯沙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富有家庭的孩子對濫用藥物和破壞規則的傾向跟貧民區的孩子們一樣嚴重。貧民區孩子最常見的犯罪行為是跟武器和打鬥有關的，而富裕孩子則更傾向於從父母和朋友處盜竊。

    魯沙還發現每5個富裕家庭的孩子中就有1個出現抑郁症傾向—這個比例比美國平均比例高得多。私立學校的一項研究發現：富裕家庭的孩子對酒精和毒品的使用率甚至比貧民區的孩子更高。這兩個類別的孩子都面臨一個共同的情況：父母的“缺失”。今天富裕家庭的孩子們大多是在不斷輪換的保姆和家政工人的照顧下長大的，很少看見父母。

    “他們更可能在身體和精神上感到與父母的疏離。”魯沙說，同時她也認為在富裕家庭的孩子的生活中，成功的壓力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今日的“富人國”國民週圍環繞著如此多的富人（這是該國人口擴張的一個作用力），使得他們跟社會完全脫離。孩子們生長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泡沫中，他們的世界由價值17 000美元的維多利亞式房屋模型和25 000美元一年的私立學校構成，而對於他們這個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事實上，是大多數人的世界）一無所知。紐約的一個私人銀行家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一個11歲的地產大亨女兒從出生就開始乘坐父母的私人飛機，在一次過生日時，她對父親的要求是讓她坐一次民用航班。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飛機啊。”地產大亨說。

    “我知道，但是我想跟其他乘客一起坐一次大飛機，”她說，“我想從裡面看一眼飛機場長什麼樣。”

    洛里•斯託爾住在棕榈灘一座地中海風格的豪宅中，她最近一直被三個孩子纏著要買電子產品和玩具，因為棕榈灘全日制學校里其他孩子都有。

    “他們回到家就說：‘誰誰誰昨天買了Xbox360和小人車玩具，還有一架彈珠遊戲機。’我會說：‘那很好，不過不能因為你們想要就馬上給你們買，你們得耐心等待，等到生日或者節日的時候才能買。’”

    新貴們養育孩子的方法和老式貴族形成鮮明的對比。20世紀80年代以前，繼承遺產的家庭僅限於貴族家庭，他們對親自養育孩子的傳統相當重視。他們很少談錢，他們教育孩子要懂得保持低調，絕不能讓家族蒙羞，要選擇令人尊敬的職業，避開唯利是圖的工作。他們給孩子灌輸的觀點是：貴族是有別於普通人的一個種群，擁有更多的自由，也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貴族父母相信那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英機構—寄宿學校、夏令營、教堂、俱樂部和常春藤聯盟—能將他們的孩子塑造成優雅的精英人士。（雖然這些地方並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個表親、《老錢族》一書作者小納爾遜•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認為，寄宿學校在“前新貴時代”的富有社群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成長階段，我們所珍視的道德傳統是基督教精神和男人氣概的一種奇特融合。那時候相當重視體育運動，尤其是最痛苦的體育專案，比如說冰球和足球。這些運動都能教導我們在巨大的壓力下保持耐心和堅忍。那時的寄宿學校跟今天鄉村俱樂部風格的私立學校截然不同，前者簡直可以說是極權主義，教育我們的理念都是：為了今後的高尚生活，你們必須忘記將要繼承的所有金錢和奢侈以及自由。”

    他的家族特別強調逆境對孩子的鍛煉作用—雖然那些逆境都是人為制造出來的。比如奧爾德里奇小時候，每個夏天都被分配了很多藍領的工作，比如在船塢工作，在提騰山脈為一個農村電氣化專案挖地渠，還在當地醫院的停屍房幫忙。

    “自從在停屍房工作了以後，我在朋友間的地位就直線上升。”他說。

    過去的貴族不希望子孫無所事事，但也反對過分努力上進。他們希望孩子們抛卻俗世的一些考慮，專注於更高的精神追求，比如藝術、文化和慈善工作。在自傳《生而富足》中，作者傑米•強生—強生集團的繼承人寫道，當他在21歲的時候問父親自己的一生應該幹些什麼，他父親（也是一個從小擁有信託基金，從來不需要工作的人）告訴傑米應該加入慈善組織，把自己的錢捐贈一些出去。當傑米拒絕了這個建議後，他父親看起來很困惑，又建議他尋找一門興趣愛好，“比如收集古地圖之類的”。

    老貴族為孩子留下家族財產的同時，並沒有提供任何指導性意見。

    “我們那個時代的傳統是這樣的：你去位於波士頓的喬特•霍爾&斯圖爾特律師事務所開個會，在那兒，為你們家族工作的律師會向你解釋你賴以為生的信託基金的具體條款，”阿爾德里奇說，“我們就坐在咨詢師和信託專家的面前聽他們的建議。簡直是瘋狂，我們真的沒有受過任何財產教育。”

    新貴們不願意重複老式貴族們的錯誤，他們認為後者的教育方式孕育了無知和懶惰的貴族病。寄宿學校過時了，全日制學校逐漸取代其地位。由於大多數新貴都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所以很重視培養孩子的工作責任感—雖然他們在物質上宠溺孩子。一次調查發現有86%的富翁父母認為“讓孩子通過努力工作學會金錢的價值”非常重要，雖然只有1/3的父母鼓勵孩子勤工儉學。

    新貴們希望下一代也是努力的奮鬥者，他們希望孩子們將來也辛勤賺錢，或者至少不會散盡家財。

    教育方式改變的結果為美國社會創造了一個新興的“財富教育”市場。新貴們不願意將自己財產的未來交到銀行家和律師手中，而是把孩子送到特殊的專案中接受教育，讓他們成為家族財產的稱職管理人。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

---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這個地球上發生的事，他們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度——從歐洲城堡里的管家學院到富豪子女的財富繼承培訓班，新型富豪們擁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中發揮著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這一小群人決定了一個國家70％的消費；新型富豪“創造”了新的“財富文化”：世襲的舊式貴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過去簽支票式的低調慈善行為變成了當今高調的慈善宣傳；更有甚者，富有進取心的新富豪們在越來越多地涉足政治。本書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揭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諷刺和社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