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落草為寇”

　　“官當到頭了”
　　1986年底，我還在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擔任研究一部主任。一天，中心黨委書記老單電話通知我，前一段黨委對我進行的一項“群衆反映”調查，結論是“你沒有錯誤”。
　　之所以對我進行調查，是因為在不久前的模範黨員評選會上，有人認為我帶領部下利用業餘時間為商業部和石油管道局建機房，把掙來的錢給部下發獎金是錯誤的。當時我主管的技術條件處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時間是“四班三倒”，有比較多的休息時間。為了改善部下的微薄收入，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我組織他們利用業餘時間出去賺點“外快”。而且為了避嫌，我一分錢沒往兜里裝。我自認為做得無可挑剔，心中十分坦蕩。但沒想到，卻影響到我的模範黨員評選。
　　一番好心卻惹來一些人的“反映”，自尊心很受傷害。黨委書記的電話，讓我幾天來一直揪著的心頓時釋然。既然事情調查清楚了，那麼順理成章，我還應該是模範黨員吧？
　　我問：“那我還是模範黨員嗎？”
　　黨委書記老單的回答兜頭給我一盆冷水：“不是了，評選已過去了。”
　　我爭辯道：“我沒有錯誤，卻有人說我有錯，使我耽誤了模範黨員的評選，這算不算誣蔑？”
　　老單答曰：“我們怎能不讓人家提意見？”
　　隨便的一個“意見”就可以否定一個人，調查清楚了還不改正，這是什麼事？
　　我大怒，一聲“胡說八道”之後，啪地一聲摔了黨委書記老單的電話。
　　我知道，我這個官當到頭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以前工作中的種種不如意，長期無所作為又無可解脫的苦惱此時都泛上心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從未在政治上犯過錯誤。但我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卻在那個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的年代，經常被一些人挑毛病，使我幾次都差點遭遇所謂的“政治問題”。我的行事風格與僵硬的體制經常發生沖突，除了發獎金這樣的事情，我甚至無法處分一個一個多月鬧情緒不上班不稱職的電工班長。
　　38歲的我兩年前已經是一名正處級幹部，在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工農兵學員中算是職位最高的，後來辦企業出名的萬潤南、柳傳志當時都不如我官兒大。初期，在新機房建設、013大型計算機搬遷，以及電工班民主選舉等事情上也幹得風生水起。但不久，問題來了。有人開始嫉妒，在妻的面前說風涼話：李玉琢憑什麼當官？都是工農兵學員，他有什麼了不起？妻也沒客氣：李玉琢是自己幹出來的，不服氣你也可以試試。後來就有人到領導那里反映所謂“情況”，什麼技術條件處為食堂修冰箱要吃要喝（修好了冰箱之後食堂留他們吃了頓飯），什麼帶人出去做私活是“金錢至上”，什麼電工班搞民主選舉是“目無組織”，等等。本想有所作為，卻不斷嘗到體制內的痛苦，不再幹下去的念頭一點點滋生起來。
　　一種強烈的直覺告訴我：我的個性不適合體制內。怎麼辦？人理應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後悔。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1987年初，心意彷徨的我要求去中央黨校學習，沒想到計算中心領導竟批準了。
　　一句話引出的人生轉折
　　1987年2月的一天，我從中央黨校科學院分部上完課回家，在中關村下車，冷不丁聽到一聲招呼，擡頭一看，原來是在中科院計算中心的同事陳永長。我們同一宿舍、同一機房多年。幾個月前他突然辞職，下海去了四通。
　　閑聊中，他興致勃勃地談起四通正與日本三井物產談判成立一家合資公司的事情，我心裡一動，就順口說了一句：“你問問萬潤南，我到四通他要不要？”
　　兩天之後，陳永長就傳過話來：萬潤南約你一談。這下我傻了，對陳永長說的話基本上是有口無心的一句隨口之言，沒想到竟惹來了“麻煩”。說實話，此時的我並沒有做好放棄吃國家飯的準備，更沒有真的加盟四通公司的念頭。
　　萬潤南也是我在中科院計算中心的同事，1984年初下海在中關村創辦四通公司。他67屆清華畢業，在承德的一所鐵路中學當過幾年老師。在計算中心，曾做過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的補課老師。為人謙和儒雅，大家很熟悉，但是對於他出去辦公司這樣的事，很多人不以為然。我也如此，認為下海辦公司與“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立“造反團”類似，是“落草為寇”。
　　大丈夫一言既出，怎好反悔？只好跟好心的陳永長說：我考慮考慮行嗎？
　　往下的事情充分說明，我是一個很傳統但又不甘於現狀的人。
　　在大約兩個星期的時間裡，為了此事我竟然越考慮越認真，出現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開始失眠了，一到後半夜兩三點鐘，就無緣無故醒來。
　　內心裡的兩個“我”不停地辯論著：
　　第一，在科學院這種體制下，我還能做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可能做到什麼份兒上？在科學院，“闆凳能做十年冷”的學術鑽研精神，我做不到，我自忖也不是當科學家的材料。那麼做黨務或行政——走仕途？以我工農兵學員的身份，最高只能當到副所長、黨委書記，絕對當不了所長——那是只有科學家才能擔任的職務。即使有一天在科學院成為一個局長，那又怎麼樣呢？以我這樣的個性，在這條路上又能走多遠？這是我要的人生嗎？
　　第二，如果我去了四通，人們會怎樣看我？人家會不會說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是假的，是口是心非？我一世的“名節”豈不毀於一旦？可另一方面，難道一個人完全是為輿論活著嗎？一個人如果完全活在別人的輿論中，他還能做成什麼事？難道一輩子就因為怕別人的議論與看法而委曲自己的
　　一生嗎？
　　第三，四通會怎麼樣？它會不會垮掉？會不會發揮我的能力？如果四通並不理想，或者失敗，我在計算中心的十年積累豈不前功盡棄，還可能讓人耻笑。但是我又想，一個人一輩子想做成點兒事怎麼可能一點風險也沒有？
　　辯論到最後，想到我的年齡：已經39歲了，再蹉跎幾年，一輩子就過去了。難道我就甘心這樣下去嗎？顯然不能！人生只有一次，與其窩窩囊囊、庸庸碌碌地活著，何不趁此年華拼搏一把，讓生命按著自己的意志活一回？
　　此期間，我曾專門到中關村一條街上轉過。一條普普通通的大街兩旁，各類公司像雨後春筍般出現了，炫目的招牌讓人眼暈。一向清靜的白頤路，變得熱鬧非凡，一向從容的中國人，此時個個行色匆匆。街邊四通的電腦商店和電子元器件商店比其他店格外熱鬧，身著職業裝的姑娘小伙們微笑著接待各樣顧客，陽光而充滿朝氣。
　　我覺得這才是中國人應有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狀態，也是我應當投身而去的地方。我終於說服了自己。
　　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我與妻子商量，她必須堅持在原來單位（計算中心）幹下去，一旦我出了問題不至於全家餓肚子。
　　安排好之後，我卻不好意思去找萬潤南。那時還很少聽說一個堂堂的處長要“落草為寇”，下海經商。那時我多麼希望萬潤南或陳永長來主動找我，這樣我就可以很有面子地過去。畢竟還有點放不下架子。再說，也不知這半個月期間萬潤南是否變卦了？或者他本來也像我一樣只不過那麼隨口一說，我貿然前去發現他已經忘記了這件事，豈不大為丢臉？因此我動員妻子去找萬潤南。
　　結婚這麼多年，凡是家裡遇到難辦的事或者我不好意思出面的事情時，妻子總樂意幫忙，是個出色的“外交部長”。我說她臉皮較厚，她則認為我缺乏生活能力。她與我的歷任“老闆”——計算中心黨委書記老單，四通的萬潤南、段永基，華為的任正非，利德華福的於波，金風科技的武鋼、郭健都熟。由此你應該知道，一個自尊心過強的男人該娶一個什麼樣的妻子。
　　妻子從四通回來後非常高興地告訴我：“萬潤南見面便說：小高，你們家李玉琢怎麼還不來？來四通更能發揮他的作用。我這里有做不完的事。”
　　原來萬潤南還在等著我。於是，我下定決心去見萬潤南——從此我的人生發生了轉變。
　　萬潤南的豪言震動了我
　　見面地點是中關村菜市場旁邊一幢灰白色小樓。如今那里已經高樓林立，了無痕迹。萬潤南的辦公室在黑乎乎一樓走廊的盡頭。1986年四通的銷售額已經過億元，報紙電視中都把四通稱作改革開放中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但是四通的辦公條件很簡陋，萬潤南的辦公室頂多10平方米，燈光灰暗。當時的北京天氣還有些冷，萬潤南熱情地接待了忐忑不安的我。
　　許久未見的萬潤南穿著西服、打著領帶，讓我感覺到一點陌生和幾分新鮮。1987年之前，在中國的街頭穿西服打領帶的還極為稀少。後來知道，那個時候的四通就是要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所有的四通員工都要穿西服、打領帶，衬衫上還印有四通的徽標，看起來精神、職業、與衆不同。萬潤南圓圓的笑臉和蔼可親，很容易拉近與你的距離。
　　那次談話，萬潤南有兩句話打動了我。第一句是：“李玉琢，你是科學院計算中心少有的優秀管理幹部之一。如果你能加盟四通，我非常歡迎。”這是捧我，但很受用。
　　萬潤南的第二句話讓我更為震驚，他說：“四通將來要做中國的IBM。”
　　當時的IBM年收入達到500多億美元，差不多與中國一年的進出口總額相當——那是藍色巨人。這樣一個起步不過三年的小公司居然挑戰世界巨人，真讓我目瞪口呆。震驚之餘，更是佩服萬潤南的遠大志向和超人勇氣，覺得能與他這樣一批人為伍是一種光榮。
　　“做中國的IBM”這句口號，不要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即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量。
　　萬潤南“心”很大，他說：“中國的IBM是什麼？就是世界的四通。”如果評選新中國最具有國際眼光的企業家，我想萬潤南一定是其中最早的一個。
　　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一種沖動：做有理想的事業，將“文化大革命”中耽誤的十年抓緊補回來。後來，有人問我當年為什麼加入四通而不是聯想或其他公司，除了因為萬潤南在計算中心工作過，相互比較熟悉，彼此都有良好印象之外，他對未來的追求和豪邁的情懷無疑是把我拉進四通的關鍵所在。
　　我當即對萬潤南說：好吧，我來。不過要等我把計算中心的事情了結了，才能過來。
　　萬潤南說：我等你。
　　就這樣，我一步從體制內跨向體制外，再未回頭過。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麼，對於四通這樣的民營企業終究會走多遠，我終究會成就些什麼，一無所知。但人就是這樣的奇怪，越未知的未來，越神秘的未來，越有一種吸引力。像在計算中心那里一眼可以看到頭的地方，反而讓人覺得乏味，沒有希望。
　　再見，計算中心
　　讀者在我後面的企業生涯中將會看到，也許是年輕時未曾實現的英雄情結，使我39歲時毅然放棄計算中心十年的積累，投入前途未蔔的四通創業大潮。後來的每一次轉折，也許都是這樣的情結在引導著我，使我的人生像一層一層剥開的繭，不斷蛻變。
　　離開計算中心，並沒像想象的那樣費太多的週折。黨委書記老單不解地問我：“你在計算中心不是做得很好嗎？為啥想起要辞職？”我說：“在計算中心我工作了十年，從創建開始。我想讓自己開始一種新的活法。老單您也是從別處調來的，換換工作是正常現象吧？”老單是個非常善良的人，他知道我的離開與工作的不開心有關，他也知道我可能是去四通，好心地對我說：“有些事情說不準，你算停薪留職吧。實在不行了再回來。”我謝過他，又去見了中心的其他幾個領導，他們都對我的辞職表示惋惜。
　　訊息傳出，有人跟我說：“沒想到你拿處長這樣的官那麼不當一回兒事。”我一笑說：“沒事。有一天想當了，我還可以回來。”
　　再見了，大學畢業後工作十年的計算中心。
　　忘不了剛參加工作時，計算中心上下同心建設計算機大樓的日日夜夜；忘不了計算中心在1981年就派我到日本接收計算機，讓我第一次睜開眼睛看世界；忘不了每到週末同事們騰出宿舍讓我們夫妻團圓的美好情誼；忘不了女兒出生後，計算中心給我們一家騰出七平方米的鍋爐房值班室，讓我們享受蝸居的溫暖……還有，沒走任何的關係，沒送一分錢的禮，僅僅因為我的工作和人品，就提拔我當了處長，給了我三年發揮才能的機會。
　　感謝你，計算中心！
　　感謝你們，計算中心的領導和同事們。
　　前途未蔔的四通，為了你，我舍棄了之前的一切。

本文摘自《我的企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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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與走在時代前沿的萬潤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業家共事，本書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總結和思考。“每個企業家心上都結滿了繭”，把企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職業經理人也不例外。閱讀本書，你可以了解到企業成功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與磨難，可以學習到面對管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追尋管理者成功足迹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領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職業生涯精彩紛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關於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關於資本家和實業家、關於公司政治和個人價值觀、關於信任和授權等問題……恐怕是每個職場中人難以回避的，本書也許給您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