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和段永基籌建合資公司

　　萬潤南讓我三選一
　　再次見面，萬潤南給了三項工作讓我選擇。
　　第一項工作是去主持從計算中心承包過來的鹭島公司。理由是我從計算中心來，熟悉情況，容易協調。
　　我不由地想起，幾天前兼任鹭島公司總經理的副總裁崔銘山（原是科學院一研究所的司機，“六四”後流亡國外）曾找我談過話，讓我接替當時主持鹭島工作的許昌平（後來擔任四通總裁）。我與他們不熟，貿然邀請，不知就里，婉言謝絕。顯然在我入司之前，關於如何安排我的工作在高層之間曾有過一些讨論。
　　我和四通最初打交道正是從鹭島公司開始的。大概是1985年，四通承包了經營困難的計算中心勞動服務公司（承包後更名為鹭島公司，崔銘山副總裁兼任總經理，許昌平為日常主持工作的副總經理），他們的用電和租用的部分房子正在我的管轄範圍內（我當時任計算中心技術條件處負責人）。也許是因為資金緊張，也許是依仗著“有恩”於計算中心的優勢心理，他們的電費和房租拖延數月不交。幾次交涉無果之後，我決定給予最後通牒：三天內再不交費就停電、封門！這一手段果然奏效，鹭島公司屈服了。
　　曾經與鹭島公司的過節，讓我心裡不那麼踏實。另外自己的辞職一定會招致計算中心許多人的不解，有的人甚至可能把我看做“叛徒”。若再代表鹭島公司回去和計算中心打交道，恰恰是最不合適的，我的自尊心也不容許。
　　第二項工作是到當時四通內部辦得最好的電腦公司，協助從科學院計算所下海、專家出身的王玉钤做管理工作。我的感覺是，一項工作人家已經搞得很好，對我便不具有什麼挑戰性。另外，那時的電腦公司是純粹賣東西、做商人，我的頭腦里一時還難以接受，因此也拒絕了。
　　第三項工作，就是參加由段永基牽頭的中日合資企業籌備小組。下了那麼大決心離開計算中心進入四通，起因就是聽陳永長說了四通要辦合資公司的事。我對新事物總是抱有更多的興趣，而且合資企業在當時還是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的代表，因此這一提議正中下懷。後來想一想，1981年那次一百餘天的日本之行，也應當是埋在我心底的一個伏筆。
　　我當即表態：“那就合資公司吧，那里也許能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萬潤南說：“也好，這件事是四通的大事。談判階段我參加，今後的具體事務由航天部621所來的段永基負責。”剛進入四通，我就這樣邁出了第一步——與段永基成為了八年的合作伙伴，與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合作辦四通打字機的合資企業。
　　從人生的整個歷程看，在四通這樣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公司內，我選擇了打字機研發制造這樣的工作，是一次最符合我性格特點的選擇。當然，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打字機後來會在四通內部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沒有想到四通和四通打字機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意義和影響。
　　參加合資公司籌備組
　　到四通正式報到是1987年的3月4日，接待我的是萬潤南的妻子李玉，她當時是人力資源部的部長。還有一個人也在場，某化工研究院的黨委書記葉延紅，她也畢業於清華大學，那時她來四通不久。看來與我一樣大膽下海的還有人。後來她接手人力資源部並做了四通集團的副總裁，一直到八年後我離開。
　　報到後，陳永長把我領到馬路對面一棟三層樓房的二樓，一間亂糟糟的辦公室里，介紹我認識一個叫張揚的年輕人。並告訴我，這里就是合資公司籌備組，他，我，張揚在此辦公。然後就把我放在那里忙自己的去了。沒有指定的辦公桌，也沒給任何辦公用具，也沒有誰安排我的工作。後來我明白，對於我的工作，陳永長和張揚都沒有權利安排，能夠安排我工作的只有老段。而那個老段，報到後一直沒見到他的影子。
　　當時我隐約知道，萬潤南和段永基正忙著與日本人談判，顧不上安排我。但這種閑，讓人心裡發慌。總之，當時四通給我的感覺與“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司令部”沒什麼兩樣，一片繁忙卻雜亂無章。
　　一切和我想象的差遠了，心裡有點發涼。我不由得懷疑起來：這地方行嗎？
　　大約三天後，一個中等身材，穿著淺黃色的棉袄，一張長長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的人來到籌備組的辦公室，他主動走到我面前說：“你就是李玉琢？我是老段。聽永長說，崔銘山還動員你去鹭島？去那里做什麼？這樣，過幾天我們幾個去日本，你留在家裡。公司註冊、稅務登記以及裝電話的事，你跑一下。有關文件資料找李玉要，之前她在跑這些事。生產前期的一些工作你也考慮一下，有關情況張揚會向你介紹。”總算有了工作了，但這都是我不熟悉的工作。剛來，又怎麼好說自己不懂？瘦驢拉硬屎，摸著幹吧。不過，段永基的幹練，邏輯清晰，讓我有了第一印象。
　　1987年3月18號，合資公司籌備組正式成立，段永基為籌備組組長，成員包括陳永長、李玉、張揚和我，一共五個人。不久，段永基帶著籌備組其他人都去日本考察了，只留下我一個人負責辦理公司註冊的相關手續、裝電話以及為生產做準備工作。
　　從科學院的處長到民營企業辦公司，這個轉變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困難的跨越。當時，還鬧出了不少笑話。這些笑話，也帶有時代的烙印。
　　開始我甚至連工商局、稅務局的門都找不到，於是乎就坐公交汽車在北京城里轉來轉去。段永基他們從日本考察回來，聽了我的情況匯報，不但沒有表揚我的辛勞，反而批評我沒有效率。他責問我出去辦事為什麼不打出租車？我心說，出租車得多少錢啊？我為公司省錢還不對？當時一肚子委屈。但是後來我很快就明白了，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效率本身就是金錢。
　　還有一件事，當時公司要裝兩部電話，申請快兩個月了，公司要開張了，電話還沒有著落。可見當時中國的工作效率何等拖沓！有人指點我要送點禮給電話局裝電話的人，於是我就花了30元錢買了兩瓶古井貢酒，可是一直到電話開通了，這兩瓶酒也沒有送出去。
　　對於這樣的一些事情，盡管我也知道該做，但真的讓我去做，我又做不來，強烈的自尊和愛面子心理使然。這說明下海初期的我，雖然人已下海，但我的頭腦、我的意識基本還停留在原來的狀態中。
　　為何要辦合資公司？
　　正式介入籌備工作之後，我才了解到四通成立合資公司的真正原因。
　　原來，四通成立之初主要業務是貿易，銷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機。由於四通開發了漢字驅動軟體，價格比官方進口的同類產品便宜一半以上，因此第一年就取得了900萬元的銷售收入。這是四通掘到的“第一桶金”。
　　四通的真正起飛是從四通MS-2400打字機問世開始。打字機又叫中文文字處理機，它既有打印機的功能，又有電腦的輸入和編輯功能。當時我國還沒有能力自己生產電腦和打印機，都是購買進口的國外產品。由於關稅過高，一台普通電腦售價通常高達3—4萬元人民幣，四通打字機將電腦和打印機的功能融為一體，售價卻只有兩件單獨設備的五分之一左右，自然受到市場的追捧。過去中文打字都是用字盤很大、使用很笨拙、只有一種字體的鉛字打字機，電子打字機的出現是對傳統打字機的颠覆和革命。
　　1984年四通剛剛創立不久，冶金部自動化所的王緝志（畢業於北京大學，來自冶金部自動化院，學者王力之子）創業無門，經王安時（四通創業者之一，來自科學院自動化所）介紹加入四通，開發中文文字處理機。為解決開發資金，萬潤南通過三井北京事務所找到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物資部部長石田邦夫，對方答應投入100萬美元。開發小組由四個人組成：王玉钤（來自中國科學院計算所）負責打印驅動軟體，孫強負責顯示驅動軟體，王緝志總體設計，並負責文字處理軟體和拼音輸入法的開發。大家的助手是張月明。開發歷時八個月，於1986年5月四通成立兩週年慶典上正式推出MS-2400中文電子打字機。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頭的針數，00表示第一代。
　　MS-2400型打字機外殼由手工打制，產量很少。它的價格定在7600元左右。產品剛推出時，鮮有人問津。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機械式的鉛字鍵盤打字機，1000多塊錢可以買下來。對比之下，MS-2400電子打字機價格實在是太高了，加上人們對它的功能也不熟悉，因此推廣起來很難。沒有辦法，四通只好走街串巷、沿街叫賣。
　　慢慢地，市場逐漸接受了它。一件新事物一旦取代舊事物就有一種不可遏止之勢。那個時候同類產品實在是太缺乏了，一年左右居然賣出了7000多台。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大家的信心，於是開始考慮規模化的問題。大家認識到，要想使該產品獲得進一步發展，必須對產品進行改造，不能老是用手工敲打鐵殼子，字型也要增加一些，字庫要大一點，屏幕也要大一點。經過上述改進之後，四通推出了後來風靡全國的MS-2401型中文電子打字機。
　　成立合資公司的目的，就是把這種打字機的生產從日本轉移到國內，滿足規模生產的需要，通過不斷國產化擴大利潤空間，還可以引進日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背後更為實質的用意，也許是：掌握產品主動權就等於掌握了公司的命運。
　　合資公司名稱是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英文縮寫為SOTEC，或索泰克），總投資400萬美元。日本三井物產占25%的股份，以現金投入。四通以廠房和地皮作價占25%，四通技術作價占25%，實際出資和日本人一樣，也是25%，這樣四通總共占有75%的股份。籌備組成立當月就簽訂了合資協議，廠址選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北塢村一個不到十畝地的農家院里。
　　四通的技術作價100萬美元入股，開創了一個先例，萬潤南一直為此得意，至少在兩個場合提到這件事：誰說中國人就沒有技術？誰說中國人的技術就不值錢？我們四通做到了。
　　我的第一個職位
　　合資公司的班子是這樣組成的，總經理是段永基；副總經理有兩個：一個是三井物產物資二部的中入纯，還有一個是三井物產北京事務所的郗建民（他後來也加入四通並擔任負責打字機銷售的集團副總裁）；總工程師是王緝志。有傳說，最初合資公司總經理曾考慮過王緝志，他覺得自己是一介書生，不善也不願把精力花在企業管理上，拒絕了。段永基不過是第二人選。此說法不知是真是假。若真如此，四通的歷史和演變也許有一部分要重寫。
　　其他部門設定及幹部任命如下：產品開發部由王緝志總工程師掌管，貿易部長是陳永長（主要負責打字機零部件的訂貨計劃與進口業務），生產部長由我擔任，張揚為副部長，財務部長是張延（幾個月後張延調四通集團財務，王曉璐接替），李玉籌備完合資公司後離開，調來一個叫沈希紅的女同志負責人事部和總經理辦公室工作，劉德林（畢業於清華大學）負責行政後勤。這些合資公司早期的創業者後來大都成為四通集團的重要骨幹，不單出了一位總裁（1992年段永基任四通總裁），副總裁就出了五個（王緝志、郗建民、陳永長、李玉琢、張延）。
　　作為合資企業的生產部長，我當時哪里懂得生產管理？完全靠一股熱情、一種強烈的主人翁意識，事無巨細，都當做自己的事來辦。對於市場經濟，對於企業經營，一無所知。一切都必須從頭學、從頭幹，像一個幼稚的小學生一樣。管理實踐是最好的課堂，具體、瑣碎、艱辛。改造車間，拆房子架梁，我都要反复掂量，親自比劃，唯恐將來出現安全上的問題。生產線，老化車間，工藝佈局都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合資廠的規章制度也是一點一滴摸索出來的，辦法就是遇到什麼問題了，就規定一條。記得有一個員工工間休息時坐到打字機的包裝箱上，我一看這怎麼行？便當即罰他5元錢。他說沒有規定，我說你這100多斤坐到箱子上，想沒想到會把產品弄壞了？罰5元錢是少的。之後就有了這條規定。很多規章制度就是這樣一條條建立起來的，管理經驗也是在這樣的具體實踐中積累起來的。
　　從中關村一個破產的工廠接收了三十幾個工人，稍加培訓就上崗工作了。最初的生產基本是SKD（從日本進口的大部件）組裝，相對比較簡單。中國的中文電子打字機最早的生產，就在我這樣一個白丁的手里摸索著展開了。
　　遭遇罷工
　　北塢村是北京西北郊的一個農村，屬於四季青鄉。最初借給四通2萬元錢起家的四季青鄉的鄉長李文元，將北塢村“農業學大寨”時建造的、荒廢好幾年的一個十畝地的院落推薦給四通。此處西臨西郊機場，東臨頤和園。玉泉山也在附近。院落的圍牆內有兩幢二層的小樓，中間一個大食堂。合資公司將南邊的那棟小樓做了辦公室，北邊的那棟改做員工宿舍。生產車間就安排在大食堂內。
　　我帶著三十幾名工人最初進駐這個院落時，一派荒涼，茅草叢生，磚石遍地。將這里收拾出來幾乎用了一週的時間。沒有水喝，吃飯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與任何創業初期一樣，條件是艱苦的。但我也知道這樣的艱苦正是鍛煉隊伍的機會。
　　生產線還沒有裝起來，車間裝修也沒有完成，第一批零部件已經從日本運來了，怎麼辦？我們在中關村找到一個放暑假的學校，租了一間教室進行組裝生產。我跟工人們一塊兒幹，從車上卸下零部件，裝成整機後通電測試各種功能沒問題，就裝箱發出去。每天一百多台，盡管很累，但大家都很有幹勁，對企業的信心也逐漸建立起來。只要有事幹，有東西可賣，企業就有前途。當時的想法就這樣簡單。
　　同世上其他的事情一樣，不經過點兒磨難似乎就不正常。生產線剛運行一個月的時候，出事了，工人們罷工了。第一次發工資後不久，四通在友誼賓館舉行了一次文化晚會，所有的人一起聯歡。相互間一溝通，工人們聽說四通老員工的工資已經達到了300多塊錢，而自己才不過80—150元，心裡頓時不平衡起來。
　　第二天上午有人向我報告，工人們停活了。為什麼？說工資太低了，活太累了，要麼增加工資，要麼增加人，不然就不幹了。過去只聽說工人們對付資本家才鬧罷工，現在居然輪到了自己頭上，真是萬萬沒想到。
　　我跑到車間，苦口婆心跟大家講：公司剛成立，什麼利潤都沒有，給你們發的工資已經比原來的工資翻了一倍（工人們原來的工資40—70元）。四通其他部門的人都已經在公司幹了兩三年了，而且是做開發的，做銷售的，工作性質不同，大家不應該盲目攀比。兩三年後公司效益好了，你們也會拿到他們那樣的工資。
　　以我當過老師、當過處長的說服水平，講了一個多小時，還是沒能說服工人們。此時沒有人可以商量，也沒有人替我撑腰，我必須代表合資公司獨立解決問題。此時的任何含糊、猶豫和軟弱，都只能讓事情更糟。
　　於是我向工人們攤牌：“道理不再講了，你們給我擺了兩條路，第一，是答應你們的條件。我明確地告訴你們，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同意你們的意見，漲工資、增加人手，你們會永無止境，我也永遠無法滿足。而且我認為你們的工作量並不大，沒有必要加人，在沒有賺更多錢的情況下加工資也是不現實的；第二，是請你們離開。我鄭重地向大家宣佈，帶頭罷工的四個人開除。”
　　話音剛落，立刻有一些女工號啕大哭，有一個老工程師站出來說：“李工（四通合資公司的幹部員工一直這樣稱呼我），你怎麼也不做思想工作？說開除就開除，太不把我們當人看了吧？”我說：“好！你再多說一句話連你也開除。現在我宣佈，罰你一百塊錢！”
　　大家都傻了，沒想到我竟然這樣“蠻橫霸道”。
　　這種情況的出現，表面看是利益問題、工作量的問題，實際上是企業機制的轉變與人們舊有觀念的沖突問題。人們在國營體制下散漫慣了，幹好幹壞一個樣慣了，以為在合資企業大家工資也都應該差不多，這是仍然用舊的一套思維方式來衡量改革開放後的民營企業、合資企業，自然要起沖突。這是我加入四通後，第一次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但是我知道，如果不這樣處理，以後沒法管理。沉默了一會兒，帶頭罷工的四個人中的一個人站出來說：“李工，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當場表態：“好，給你機會，留下好好幹。其他三個人到財務辦手續。”
　　一次突如其來的罷工，就這樣讓我在一個多小時內擺平了。從此以後，合資公司生產部的工作基本進入軌道。
　　作為管理者無論如何善良，在管理上你必須將善良壓在心底深處，不可以亂施仁慈。樹立明確的章法概念至關重要。
　　四通有一個規定，我覺得非常有用並一直堅持：任何人不得打聽別人的工資，凡因知道或洩露工資而引起不滿的，扣罰一級工資。這一規定對任何人都是有益的，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失衡。
　　這次罷工正是在這一環節出了問題。
　　人家叫我“大灰狼”
　　一個優秀的管理者永遠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無論發生任何情況都要臨危不亂，有比較妥善的解決辦法，並對自己的行為敢於負責。事情臨頭方寸大亂，畏首畏尾，一輩子不會有作為。
　　但對我這個生產部長的考驗並沒有結束。
　　合資公司成立不久，引薦我進入四通、擔任合資公司貿易部部長的陳永長找我，希望能安排他的小舅子到車間工作。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干涉我對他小舅子的管理，陳永長同意。幾個月後，他的小舅子由於表現不佳，不服管教，我讓其回家反省。陳永長來找我，希望再給個機會。我說，可以給機會，但必須先到車間打掃一週的衛生，表現好了，可以恢復原來的工作。陳永長大為不滿，找總經理段永基告狀，說我不給他面子，他的面子只值一把掃帚錢。當時的段永基頭腦很清醒，當即表態：“李玉琢做得對。”陳永長後來還好，合作如初。他的夫人卻從此再未理過我。
　　後來還發生過夜間值班人員喝酒，向圍牆外的農民院里扔酒瓶的情況，得到報告，我毫不猶豫將肇事者開除。而這個肇事者恰恰是計算中心黨委書記的兒子。我接受了人家，又親手把他開除，其“冷酷無情”連我自己都背地里搖頭。
　　為了在公司實行禁煙，我頒佈了一個規定：生產系統的吸煙人員凡在公司上班期間做到不吸煙的，每月獎勵20元（當時相當於三級工資）；凡加入此活動享受此待遇而違反者，罰款40元。此規定施行後基本杜絕了人們在公司範圍的吸煙，20元對當時的人們還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天工間休息，我無意間溜達到車間庫房後，發現三四個工人在此噴雲吐霧。我毫不客氣，記下他們的名字交到財務部。
　　經歷過這些事情，很多幹部員工當面稱呼我：李工。但背地里也有人叫我“大灰狼”的。我聽了不僅沒有反感，反而覺得很受用。
　　幾個月後，副部長張揚據說因為與張月明發生沖突辞職了，這讓我大吃一驚。好在後來陸續引進叢敏、馬雲生、馮怡然、範偉強等一批有一定技術背景又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幹部，分別擔負起生產技術、生產裝備、計劃採購、生產管理等工作，生產部的實力大增。
　　後來我還將生產部的中層幹部實行換位輪崗，有意培養幹部的業務綜合能力和對其他工作的理解，一開始遭到個別抵觸，認為我是瞎折騰。時間長了，幹部們逐漸體會到換崗的益處，又開始對我說：李工，看來你是對的。
　　升任副總經理
　　組建合資公司的生產部，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幸運的是，我有三個得力的助手，一個是副部長張揚（主管計劃調度），一個是車間主任於心平，一個是質管部長郭春偉。為了讓生產系統盡快地運轉起來，他們非常配合，也非常賣力，從不講任何代價，總是積極主動帶頭去做事情。任何地方只要幹部們以身作則，那里的工作氛圍，那里的凝聚力，那里的工作幹勁，一定是充滿活力的。
　　說實話，不要說辦企業大家是第一次，搞生產也沒有幾個懂的。我們真的是探索著前進，包括制定各項制度、安排生產計劃、購買生產設備、調度人力資源、協調各部門關係，我們都是主動去探索，從不等待誰來安排。
　　在合資企業當生產部長最爽之處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夠得到推行。我們幾個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如何保證產品質量，如何理順生產流程，如何規劃生產佈局，如何調動大家的工作熱情。我們總是不滿足，總是想辦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種無形的動力、強烈的進取心。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創新思維，我的坦率的性格以及實打實的工作作風，在合資企業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傳染一樣，感染著每一個人，大家每天都幹勁十足。記得在四通工作的頭半年，下班回家累得連話都懶得說。妻說，你像打了雞血，比在計算中心時更加賣力了。
　　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同一個人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人。在已經形成的氛圍中，大多數人會不由自主地前進。四通在其短短的兩三年內，對內對外都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感召力，除了社會剛剛開放帶給人們的創業沖動之外，不能不說還有四通自己獨特的環境氛圍對人們的影響。
　　四通頭一個月發工資是打在存折里，對我這個從工資表上領慣了工資的人來說，這是一件新鮮事。拿回家翻開存折一看是250塊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很高的收入，足以讓兩口子一夜難眠。我當處長時，加上獨生子女費及糧油補貼不過143元；當局長的才160多元；我們計算中心的主任、國內著名的計算數學權威馮康教授每月也沒超過230元。
　　報到的時候，萬潤南、段永基、李玉、葉延紅都沒有跟我談過薪水的事。人家沒說，自己也羞於提起，更不好意思詢問別人。這成了我一貫的風格。記得1995年到華為時，郭平副總裁詢問我在四通的工資是多少，我如實講了，華為最初幾個月給我的工資與四通一樣多。妻曾笑話我：咱們家李玉琢真夠實在的！意思是我連多說一點都不會。
　　1987年5月27日合資公司註冊完成，公司在海澱劇院召開了一次成立大會。成立大會當天，高朋滿座，北京市前市長焦若愚，北京市計委、經委、外經委、工商局、稅務局、外管局及海澱區各局、委的領導同志，三井物產董事、物資及纖維總部部長石田邦夫（合資公司董事），三井物產第二物資部長岸田登（合資公司董事），三井物產駐中國總代表遠藤滋（合資公司董事）等都出席了成立大會。顯然，當時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產都很重視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級的人物與會，可見四通與三井物產建立的合資公司在當時是多麼地具有影響力。
　　當期的《四通人》上還刊發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訊，標題很長：《中日合資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成立，顯示了四通的技術實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說，成立索泰克的專案建議書，從1987年3月24日正式上報北京市計委，到5月27日已領取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簽發的營業執照，僅用了兩個月零三天，這在北京市的合資企業興辦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三井物產與外國興辦合資企業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資企業中，由中方持有技術股份，且技術股份占註冊總資本的25%，更是獨此一家，首開紀錄。這充分體現了公司的技術實力及工作效率。
　　記得四通方面擔任合資公司董事的有：萬潤南（董事長）、段永基（董事）、王安時（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資公司設七名董事（加上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確規定，重大事項的決策必須全體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簡單多數說了算、不顧日方意見與利益的情況發生。這也是日方（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在四通的歷史上有它獨特的地位，它是四通產業化進程的第一步，支撐四通半壁江山達十年之久。這是四通最為重要的一項戰略舉措。
　　就這樣，風風火火、充充實實地幹了一年之後，1988年5月，由段永基總經理提名，董事會通過了陳永長和我作為合資公司副總經理的議案。當了副總經理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每年一次或兩次列席合資公司的董事會，見識日本企業高層和四通高層的對話與博弈。有時會到日本東京三井物產去開會，可以不斷接觸和領略日本的社會，包括坐新幹線，參觀日本企業，逛日本的電子一條街——秋葉原，這對於我們這些剛剛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課堂。

本文摘自《我的企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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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與走在時代前沿的萬潤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業家共事，本書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總結和思考。“每個企業家心上都結滿了繭”，把企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職業經理人也不例外。閱讀本書，你可以了解到企業成功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與磨難，可以學習到面對管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追尋管理者成功足迹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領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職業生涯精彩紛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關於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關於資本家和實業家、關於公司政治和個人價值觀、關於信任和授權等問題……恐怕是每個職場中人難以回避的，本書也許給您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