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的理性

　　許知遠/文
　　一
　　通往市中心的道路空曠、蕭條，暗紅色的磚牆上滿是雜亂的塗鴉，幾個年輕人在街頭上閑逛，他們鬆鬆散散的衣服正是嘻哈歌手的打扮；還有在等待公共汽車的老年人，神情黯淡地坐在長椅上讀一份報紙，他們大多是黑人。
　　2005年冬日的底特律，我感覺到空氣中彌漫著的衰退。美國的汽車工業正處於動蕩之中，通用汽車正因勞資問題焦頭爛額，像一頭衰竭的抹香鲸一樣緩緩下沉，克萊斯勒公司已經歸屬於德國，繼承了亨利·福特血統的威廉·福特則力不從心地試圖恢復昔日的榮光……
　　這座城市因汽車業的興起而繁榮，現在則是另一番景象。它曾是世界的中心，就像曼彻斯特之於19世紀的工業世界一樣，或是矽谷之於這個被計算機屏幕、互聯網包裹的全球時代一樣。
　　在市中心望著那些孤零零的玻璃大廈時，我突然想起了1945年11月初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查爾斯·包士華，他們駕著那輛老舊的T型車從戴頓的空軍基地出發，沿75號公路向北前往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公司的總部。在經過工廠區時，他們看到了冒著濃煙的巨大煙囱，連成一片的造磚廠、鋼鐵廠、鐵路調車廠，煤灰散落在成片的高樓的窗口上……
　　兩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仍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喜悅中。盡管沒拿著槍炮走上前線，但他們為之工作的空軍統計管制處，的確是美軍獲勝的重要因素之一。戰爭是面對面的殘酷與勇氣的較量，也是一場調動資源的競賽。在經常陷入慌亂的戰爭狀態，可能前線正處於物資匮乏的困境中，而後方的物資卻積壓如山。但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他的同事們卻比誰都清楚，用10022架飛機，加上120765名航空隊員，可以完成44艘艦艇加上3200名水兵目前所做的工作；比起B-17和B-24，採用B-29轟炸機可以減少70%的機員的傷亡，每年節省2.5億加侖的汽油……統計管制處的一群年輕人，對於這些數字，比對那些活生生的戰士面孔更敏感。他們在收集戰場的信息，對它們進行最優組合，再以此制定新的物資調拨計劃。
　　統計管制處的創建人查爾斯·桑頓，雄心勃勃，充滿自信，只有32歲，他確信這套思維方式不僅能夠說明軍隊獲勝，也能夠改造世界上最龐大的企業。他在同事中尋找出九位傑出的小伙子，他們都聪明絕頂，在數字里摸爬滾打，笃信理性的力量，除去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查爾斯·包士華，還有弗蘭西斯·利斯、喬治·摩爾、阿傑·米勒、愛德華·蘭迪、詹姆斯·萊特、班·米爾斯和威伯·安德森。桑頓準備說服汽車業王子福特二世，用他們的才智來改造龐大卻混亂的福特汽車公司。在那個時刻的美國，汽車意味著權力、速度、夢想，熔化著鐵水、噴著濃煙的廠區，不正是勇敢新世界的象徵嗎？
　　這次會面促成了美國商業史的一次戲劇性的合作。當美國記者約翰·伯恩在1993年將這段往事寫成《藍血十傑》時，這十位主人公正在被遺忘。他們中最著名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被視作悲劇性的越南戰爭的締造人之一，直到1991年，當面對一位記者的追問時，他還不得不絕望地吼出：“我錯了！老天爺，我錯了！”第二著名、也是他們的領導者的查爾斯·桑頓早在1981年就已去世，他創建的利頓工業公司輝煌一時，卻未能持續，人們記住他更多是因為他曾為福特二世和霍華德·休斯工作過。其他八個人命運各異，他們中的一些成為了福特汽車的最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些人在不同行業也表現卓越，但都算不上驚人的成就。
　　至於他們所推崇的理念，也正遭遇廣泛質疑。20世紀90年代的商業世界被一種即興表演、彈性組織式宣言所包圍，人們強調的是管理中的熱情、想象力，而不是冷靜和控制。而他們代表的則是那個穿法蘭絨的組織人的年代，人人循規蹈矩，將個性隐藏在表格之後。
　　二
　　我是在北大南門的風入鬆書店第一次閱讀到《藍血十傑》的。那是1997年的冬天，中國正處於新一輪商業熱潮的前夜。80年代末的“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潮流，到了1992年之後更為強勁。但那時，大多數人都將商業理解成倒買倒賣，他們期待從權力的縫隙中尋找到政策空間，促成貨物的流通，以此賺取利潤。此刻的商業思想，像是江湖術士的翻版，人們推崇的靈機一動式的解決方案，何陽式的點子大王、牟其中式的策劃人是其中翹楚。
　　我記得《藍血十傑》給我帶來的新鮮體驗。我從未讀完它，從未真正理解那個複雜的公司世界，但我卻對他們的野心和信念深為著迷。每個年輕人都傾向於簡化世界，期待尋找到一條通往榮耀的便捷之路。這十位主人公看來正是如此，他們沒有見過戰場的鮮血，卻成為戰鬥英雄；他們不知道一輛汽車如何制造出來，卻改造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汽車公司……
　　《藍血十傑》是我讀到的第一本管理書籍，在接下來的10年中，管理學變成了中國出版業最蓬勃的門類之一。觀念的傳播充滿了意外性，西方管理學的理論，從泰勒的科學管理，到湯姆·彼得斯的激情宣言，從J?P?摩根的銀行業到傑克·韋爾奇的“通用之道”，跨越時空的人物、彼此矛盾的理念，蜂擁到中國讀者面前。這也是中國商業世界強烈的饑渴感所致。從1997年至今，中國企業面臨著撲面而來的機會與問題。他們有著戴衛·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那樣的機會，他們可以在一片荒原之上建立商業帝國，中國是一個如此遼闊的市場，足以支援他們的種種雄心；但他們卻不知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組織，中國人曾經依靠家族、集體化公社，而這些遺產遠未能構造一個有效的商業組織；他們還面臨著越來越高速的全球競爭，技術拆除了地理的藩籬，市場沒有耐心等待他們的慢慢成長，他們必須提高自己的速度；20年前，他們或許還沒聽說過股票市場，如今卻要熟知市盈率、資產負債表和對沖基金；有時，他們還要留出一只耳朵給大前研一的“無國界的世界”……中國的商業世界既興奮又雜亂，他們試圖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完成別人歷經一個多世紀的演進。這就像市場上流行的很多管理書籍，出版商希望在300頁的一冊書里，容納至少25種理論。
　　當我被這些理論所包圍時，開始逐漸理解《藍血十傑》中十位主人公的意義。在管理學的譜系中，他們或許只是泰勒的科學管理的繼承人，致力於將事物簡化，以使效率最高化。但在他們進入福特公司的20世紀40年代，卻正是美國商業世界的轉折年代，強盜資本家的年代已經過去，膨脹起來的大型企業需要更多的規範與控制以免被自身的重量壓垮，這十位年輕人代表了那個時代的需求。和他們一起成長起來的還有彼得·德魯克的管理理論、麥肯錫咨詢公司……
　　這十位主人公最終的悲劇性命運，不在於他們的理性精神和控制欲望（這種品質是維持事物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是他們沒有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性。對於一個混亂的福特公司，删繁就簡、統一規劃的能力，至關重要，它將組織重新拉回到秩序之中。但是，當混亂開始消退後，如何再不讓秩序變得死氣沉沉則成了新的挑戰。世界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也更容易變化，絕對的理性主義者經常犯的一個錯誤是，他們用一種方案來應對所有的問題，當情景早已轉化，他們卻仍像是那位執著的刻舟求劍者。十傑們的理念在20世紀50年代時是企業管理的一劑良方，但到了80年代則成了病症的源頭，令他們脫穎而出的和摧毀他們的，是同一種素質。在他們表面的理性之下，是一種深深的狂熱——對確定性的狂熱。
　　人類比自己想象的更愚蠢，在大部分時刻，我們無法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我們今天的成功也經常變成明天的陷阱。這或許也是《藍血十傑》這段美國商業史上興致盎然的插曲帶給中國商業世界的啟示之一，對任何難題，我們都只能找到暫時的答案。

本文摘自《藍血十傑（20年經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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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西班牙人認為，貴族身上流淌著藍色的血液，後來西方人用“藍血”泛指那些高貴、智慧的精英才俊。藍血十傑是天才中的天才。他們是二戰期間美國空軍的後勤英雄，卓有成效地將數字化管理模式用於戰爭，為盟軍節餘了數十億美元的耗費。他們雖然不全都出身名校，但他們卻造就了一個名頭響亮的學校——哈佛商學院。
　　戰後，他們加盟福特汽車公司，把數字管理引入現代企業，拯救了衰退的福特事業，開創了全球現代企業科學管理的先河，推動了美國歷史上最驚人的經濟成長。 他們三十歲即各有建樹，在自己的領域出類拔萃，他們之中產生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世界銀行總裁、福特公司總裁（蘭迪）、商學院院長和一批巨商。他們信仰數字、崇拜效率，成為美國現代企業管理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