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壟斷到平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文魁
　　改革開放至今已經35年。在這不平凡的35年里，中國發生了高增長奇迹，經濟和社會格局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變化是積極有益的，另一方面，變化也意味著挑戰。在改革開放35年之際，認真審視這些挑戰很有必要。研究前沿距離的經濟學家們認為，考察與前沿國家之間的距離，對於一個經濟體在某一個時段採取合時宜的發展政策和制度，是有說明的，而當與前沿國家之間的距離發生改變時，發展政策的調整和制度體系的重構就很有必要。尤為重要的是，促進起飛的政策和制度在發揮預期威力的同時，也會帶來非預期的副產品，對副產品的處理是發展徵途上一項無可回避的挑戰。如何處理這些副產品以保持發展態勢的持續，必須適時進入決策者的議程。其中一項副產品是，壟斷和寡頭力量不斷積聚，而自由的、公平的競爭受到壓制，甚至政府監管被俘獲，這會蠶食持續增長和社會安定的基础。越來越多的人士已經意識到挑戰的嚴峻性。在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一年時間裡，呼籲進一步改革以應對挑戰的聲音越來越強烈，並期望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做出有針對性的改革籌劃。現在，三中全會已經落幕，全會公報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並將改革的範圍向更廣的領域延伸。我認為，與其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行事的時候了。
　　經濟起飛的東北亞版本和東南亞版本
　　壟斷和寡頭與經濟租聯繫在一起。不過，無論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對於壟斷和寡頭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別是全球一體化快速推進的情境影響了一些人的判斷。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來自創新、差異化、起始階段規模經濟之外的經濟租是有害的。現實觀察能給人更有價值的啟示，二戰之後許多經濟體都經歷了起飛過程，但是，在處理壟斷和寡頭這個副產品方面卻大異其趣，發展結局也因此存在天淵之別。我們所在的亞洲地區，東亞國家有著政府強勢、人民勤勞的共性，但是，東北亞和東南亞在過去幾十年里卻出現了令經濟學家們讨論不休的巨大分野。
　　東北亞的典型經濟體是日本和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由於深受日本的影響也算是帶有東北亞印記的經濟體。日本開始經濟起飛很早，在二戰前工業就有相當好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財閥體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等十大財閥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經濟，並且與政治體系結成了緊密而不透明的關係。在麥克阿瑟管制時期，財閥遭到解散。盡管一些財閥的核心企業後來又以新的方式結成了企業集團，但是，財閥時期那種窒息經濟和社會的壟斷控制體系得到了有效的糾正，《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平交易法》《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自由競爭的复活，日本經濟得以再現二三十年的景氣奇迹。20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經濟的低迷有許多原因，學者們一直在探究中，但是，日本前十家大企業在過去20年更替率之低,還有更多企業的“僵屍化”，越來越引起學界的註意。現在，為了恢復經濟活力和增長動力，日本正在籌劃推行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就是要促使“僵屍企業”退出市場，進一步促進自由競爭和鼓勵創業，讓那些“平民化”的中小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得到經濟資源和獲得成長空間。
　　韓國在戰後快速工業化過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財團，它們對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都有較大的左右局勢的勢力。財閥體制一方面促進了出口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過度投資、大舉負債、掩蓋低效、轉嫁風險，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末釀成系統性金融危機。而在後金融危機時期，韓國力推以自由化、競爭化為導向的IMF體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勞動這四大領域果敢實施結構性改革，大財閥的壟斷和寡頭力量遭到顯著削弱，向財閥傾斜的產業政策得到扭轉，財閥們要麼倒閉，要麼實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賴市場。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積極推進的結構性改革，促進了韓國經濟重拾升勢，不過，韓國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破除壟斷、抑制寡頭的任務仍未完成，新任總統樸槿惠也誓言要進一步推進鼓勵競爭的結構性改革。
　　東南亞則是另一個版本。東南亞經濟體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我不把新加坡納入經濟起飛的東南亞版本之中，是因為要透彻分析這個有些神秘且非常年輕的城市國家實在不容易。我也不把文萊這樣的產油國納入東南亞版本，把產油國剔除是學者們做研究時的通常做法。與東北亞經濟體一樣，東南亞經濟體在二戰後也曾經歷過一段高增長，盡管“雁行發展”讓這些國家的起飛更晚一些。東南亞經濟體的高增長也出現了壟斷和寡頭這個副產品，而且一度非常嚴重。無論是進口替代產業還是出口導向產業，國家補貼和其他資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勵競爭力的提高，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獲得較強市場地位的企業，或者那些更有渠道與政府結盟的企業，開始壟斷國家補貼和其他資源，並排斥來自其他企業的競爭以強化其壟斷和寡頭地位。更加嚴重的是，其中一些企業進一步誘使政府在管制規則不明確的情況下將基础設施、公用事業、基础產業、資源開發、不可貿易的服務業等產業私有化，隨後促使政府選擇事實上的關閉市場、阻斷可競爭性的政策。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會流向那些具有壟斷租的領域，競爭性行業反而凋敝，創業和創新受到壓抑，可貿易的制造業部門無法持續贏得國際競爭力。因此，不少東南亞經濟體在經過起飛階段之後，經濟增長開始失速，落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一些國家還陷入了動蕩不安的境地，然後要花較長的時間和較大的代價，才能重新回到較高增長的軌道。
　　當壟斷與權力聯姻
　　我們已經初步了解，在許多情形下，壟斷和寡頭的形成並不是來自自然壟斷和規模經濟，而是來自產業政策和政商聯結，這與權力有關。當前沿距離非常大的時候，親商的政府、向特定企業傾斜的政策，可能是有利於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若那時政府還比較廉潔，效力會更大。
　　但是，副產品會不斷積聚，並且隨著與前沿距離的縮小，副產品的毒性將會急劇增加。如果說，自然壟斷可以通過嚴格監管、業務分拆、構造可競爭性來緩解效率低下，減少生產者剩餘和消費者剩餘的淨損失，且規模經濟帶來的壟斷地位也可以通過分拆、業務限制、降低進入壁壘等方法來消解，而當壟斷與權力聯姻，問題就變得很嚴峻了。
　　壟斷與權力聯姻，既腐蝕經濟也腐蝕政治。既然壟斷與經濟租有關，如果權力或明或暗地支援壟斷，整個社會就會出現設租和尋租輪番加碼的局面，不但經濟增長會被阻斷，腐敗、不公平、兩極分化、機會主義行為等問題也會不斷惡化，整個社會就容易陷入動蕩和失望之中。凱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賴弗曾經分析過尋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的結論是，尋租行為能帶來遞增收益且具有高度的自我維持性（self-sustaining）, 清除起來非常困難；同時，尋租會扭曲資源配置和損害創新行為，因此會降低經濟增長率。
　　一些拉美國家曾經的經歷能夠驗證他們的分析。那些拉美國家在起飛階段，即使在競爭性的工業部門，經濟精英們也很快就壟斷了進口替代補貼的現金流，並且巧妙地與政治精英結盟，借助國家權力獲取生產要素和排斥市場競爭，從而構築了壟斷和寡頭地位。與東南亞國家一樣，資源、銀行、電信、電力等許多不可貿易部門陸續被精英們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創新投入的制造業卻被逐步放棄，增長陷入疲軟，社會分化加劇，這不僅會使經濟發展的進程停擺，也會刺激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崛起，使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大幅度搖擺，民衆對立情緒強烈，社會陷入動蕩不安之中。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推行平權化改革，改革也容易變得激進和草率，進步主義運動會走向反面，不但不會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反而會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旦陷入這樣的境地，需要付出惨重的代價，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走出來。
　　這些足以警醒中國。在中國的高速增長縮小前沿距離的時候，副產品毒性的增強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起飛，所積累的壟斷這個副產品一點也不比其他起飛國家少，這在現實中很容易觀察到。在我看來，中國反壟斷的難點不在於壟斷行業的改革，而在於如何遏制壟斷與權力聯姻。誠然，電力、電信、鐵路、石油石化等壟斷行業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以引入更多的競爭和提高效率，但是,一定要看到這些行業可能存在著壟斷與權力聯姻，這種聯姻披著高貴而又潔白的婚紗。更加嚴峻的是，在更多的其他行業，與權力聯姻的行政性壟斷破壞了本應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市場格局。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一旦通過與權力的聯姻而獲得市場勢力，就會妨礙自由與公平競爭，就會阻礙要素使用和財產保護方面的權利平等。與權力聯姻的壟斷者和寡頭們在貌似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成為特權者，所攫取的巨大經濟租轉化為高額會計利潤。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凱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賴弗所得到的結論有可能不幸被中國所驗證。
　　許多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教訓顯示，壟斷勢力最喜歡也最容易盤踞於不可貿易部門。出於對壟斷者的痛恨，一些國家選擇在這些部門實行國有化。中國的不可貿易部門本來就是國有經濟占主導，但中國的情況表明，其他國家的經歷也證明，即使對不可貿易部門實行國有制，也並不自然而然地改變壟斷格局。要知道，所有制是所有制，市場結構是市場結構，壟斷行為是壟斷行為，國有制頂多只會改變壟斷租金的分配，並不會自然而然地消除壟斷租金本身，更何況國有制還會導致另外的嚴重問題，如效率低下、服務質量低劣、需要國家巨額補貼。更進一步，國有制更有可能強化壟斷與權力的聯姻，更有能力排斥自由和公平競爭。在中國，不但自然壟斷領域都由國有資本控制（這些領域顯然存在嚴重的效率低下問題）而且在更多的非自然壟斷領域，巨量國有資本也分佈於許許多多的行業，行政性壟斷也廣泛存在。要破除壟斷，要清除壟斷與權力的聯姻，對分佈廣泛的國有經濟實施收縮性改革是必需的。
　　其實，我國借助於國有制和行政權力來排斥自由和公平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不可貿易部門。2006年，國家有關部門將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劃定為由國有資本絕對控制的領域，換言之，非國有資本一般不得進入這些領域，即使有少量進入，也不可以在市場當中占有多大的份額；同時，將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行業劃定為國有資本保持較強控制力，這些領域允許非國有資本進入，但顯然要將非國有資本限制在從屬地位。上述十幾個行業絕大部分並不是自然壟斷領域和不可貿易部門，這些行業如果對非國有資本採取排斥態度，即使能夠在國有企業之間構造競爭，也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這種高度同質化的競爭不能涉及更深的層面，更何況國家作為統一的出資人，可以通過企業合並重組的方式來限制競爭和消除競爭。在電網、鐵路等自然壟斷行業，盡管國有資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控制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通過分拆等方式構築更多的競爭，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在石油石化等資源性行業，如何使資源租更好地顯性化並得到合理分配，必須納入考慮之中，而對於與資源開採無關的下遊業務，需要去捆綁化並開放競爭。總之，國有制並沒有改變壟斷，反而可能強化壟斷與權力的聯姻，因此我們不但要處理自然壟斷，消除行政性壟斷，還要改革國有經濟。
　　壟斷同盟的強大性
　　不但普通民衆、中小企業能感受到壟斷對經濟和社會的危害性，恐怕連壟斷者、寡頭們自己都知道這一點。在那些長期深受壟斷困擾的經濟體當中，並不缺乏對壟斷的批評之聲，但是，壟斷者往往會結成同盟，而且這種同盟一旦結成，就會越來越強大，以極力抵制各種破除壟斷的力量。
　　壟斷者、寡頭們自己會結成內部同盟。在一個權利獲得保障的社會里，具有相同利益的群體結成利益同盟、形成利益集團沒有什麼不正當的，但令人憂慮的是，壟斷利益同盟由於攫取了足夠的壟斷租金，只要拿出其中一小部分來遊說政府、影響社會，就可能改變社會均勢，從而使壟斷變得長期化、合法化。
　　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的時候，政府推行本土產業扶持政策和進口替代政策，那些獲得政府資源註入和資金註入的本土企業，會盡量使政府支援長期化。如果國家的產業體系和貿易體系開放程度不夠或者開放進度太慢，本土企業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不能及時提高，這些企業就會逐漸養成吃優惠政策的習性，並使這種優惠壟斷化。他們容易結成壟斷同盟，形成強大的與政府讨價還價的能力，政府甚至被綁架。繼而壟斷同盟會不斷向非貿易部門和資源性領域擴張，高度扭曲資源配置和嚴重窒息經濟活力。
　　國有企業群體更容易形成壟斷同盟，國有企業在很多時候可以優先獲得國家分配的資源和資金、排斥平等競爭和優勝劣汰，但由於國有企業從國家手里拿走任何東西都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即使這些資源和資金被低效地使用和無謂地浪費，也是“肉爛在鍋里”，所以難以受到追究。同時，國有企業手里有一張絕好的牌，就是國有企業的職工群體，這個群體也可以加入到壟斷同盟的行列中去。國有企業職工與國有企業高管有利益沖突的地方，但更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大家分食壟斷租金，這就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許多經濟體當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福利都明顯好於私人企業，這並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更高，而是因為國有企業通過強化利益同盟得到的壟斷租金更多，普通職工也參與分羹。
　　不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是這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是這樣。20世紀80年代,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破除盤踞在英國的包括國有企業職工在內的國有企業壟斷同盟。那時，國有企業工會具有很大的勢力，不斷向政府要價以維護和強化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但是，這種壟斷同盟嚴重損害了英國的競爭力，所以鐵娘子才忍無可忍，斷然改革。數年前，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時，對日本郵政等國有企業實施了改革，那時，日本郵政的職工和高管結成的利益同盟也非常嚴重，而壟斷造成的效率低下、排斥競爭也早已為社會所诟病。所以，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消解壟斷同盟、破除壟斷結構，都是一項十分棘手但又時常會碰到的任務。
　　最強大的壟斷同盟當然是壟斷者、寡頭們與政府結成同盟，這就是前面所論述的壟斷與權力聯姻。政府權力可以通過強制力量獲得稅收，壟斷者和寡頭們可以明目張膽或者瞞天過海地獲得壟斷租金，如果這兩個最重要、最穩定的現金流都流到一個同盟體當中，這個社會一定會非常扭曲、失衡。許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恰恰是這樣的情況。這個同盟中的政治權力者和經濟壟斷者，可以相互反哺，因此非常強大，同時不必通過生產的擴大和生產率的提升來獲利，而是熱衷於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導致經濟資源浪費在無助於生產效率提高和全球競爭力提升的無謂行為中，社會的創新精神和創造動能會受到壓抑，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將構成嚴重傷害。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壟斷同盟能夠便利地佔據經濟領域之外的許多資源，如政治資源、教育資源、傳播資源、文化資源、衛生資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資源，形成贏家通吃的格局，強化贏家更贏、輸家更輸的馬太效應，社會兩極分化就會加劇，社會流動性就會受阻，不但會出現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二代”，也可能出現“政二代”和“壟二代”，“二代化”繼而演變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孫孫，無窮匮也。一個“二代化”的社會，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將缺乏前進和進步所必需的活力和希望，會導致社會焦慮、社會挫折和社會對抗不斷加劇，最終帶來社會動蕩並拖累發展進程。
　　壟斷聯盟會盡力尋找壟斷的粉飾物，使壟斷變得貌似正當有理。壟斷不可怕，就怕壟斷有文化。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壟斷者通常使用的粉飾物就是保護民族產業、保障經濟安全、掌握戰略資源等。在一個全球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民族主義越來越流行的年代，這種粉飾物非常亮麗。此外，意識形態也可以成為一種粉飾物，比如國有企業壟斷同盟可以用意識形態來化解批評之聲。因此，要破除壟斷，必須要對維持壟斷的理由加以甄別，必須要去掉那些粉飾物，才能使壟斷者露出原形，才能使破除壟斷的改革得到廣泛支援。
　　在我國，壟斷當然存在，雖然壟斷同盟似乎並不明顯，但在這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也並非多餘。在經濟領域，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特別是那些規模較大、影響力較強的企業，如果佔據了一定的壟斷地位或者獲取了一些優惠政策，他們會盡量聯合起來排斥競爭，這樣的情況還是存在的。特別是國有企業，還比較廣泛地獲得行政性保護，享有行政性壟斷，他們會盡量形成合力來遊說政府，強化保持和維持壟斷。
　　我國的許多行政性壟斷很有隐蔽性，或者擁有一些貌似正當的道理。在一些行業，壟斷勢力或寡頭地位，貌似是在市場化經營中由於規模經濟和先入優勢形成的，但深究下去仍然可以發現是借到了行政權力的東風。如汽車工業曾經實行的目錄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說明先入者，主要是少數幾個國有企業，來維持和鞏固其寡頭地位。這就是行政性壟斷，因為它借助行政權力來排斥潛在進入者的可能競爭。通過行政權力限制競爭在服務業尤其突出，銀行業是一個典型，行政管制設定了嚴厲的進入壁壘，價格競爭和其他方式的競爭手段也受到管制。無論是曾經的汽車制造業，還是當前的銀行業，行政權力限制進入和競爭總能說出振振有詞的道理，因為這些行業看起來好像是存在激烈競爭，但其實，這些行業的企業數量之多和市場集中度之低並不能反映競爭狀況，行政權力在遊說下容易誇大競爭，從而以政府產業政策的名義限制進入和競爭。這些都值得高度重視，並在未來加以解決。
　　不僅國有企業，其他國有單位，如國有事業單位、國家機關，在我國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國有企業有4000萬左右的職工，國有事業單位有3000萬左右的職工，國家機構有將近1000萬的職工。這個大約8000萬人的國有單位職工，與私營部門的職工相比，特別是與那些非正規就業人員和農民工相比，無疑享受著更加優厚的待遇。這種優厚待遇有一部分是來自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但不可否認，也有一部分是來自壟斷租金，是來自機會壟斷、資源壟斷、身份壟斷等帶來的租金，這些壟斷導致了機會的不均衡、資源的不開放和身份的不平等，預先排除了自由的、公平的競爭。很難說這8000萬人會結成壟斷同盟，因為他們內部不同闆塊、不同層級的人物之間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比較共同的訴求，容易找到共同的語言，發出共同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有著巨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下一步，如何對這些國有單位推行有力度的改革，是一項極為棘手的任務。
　　中國需要平權運動
　　如果壟斷者和寡頭們享有特權並且固定化，而社會上的其他分子失去合法權利和平等待遇，這個社會是無法持續發展、和諧安定的。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當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經濟領域，繼而在整個社會，推行平權化改革。美國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很多人都誤認為，美國現在比較自由、比較充分的競爭局面，機會比較均等的社會，是一直就有的，或者是移民登上新大陸就與生俱來的。其實不是這樣，這樣的局面，這樣的社會，是經過平權化改革才得以確立的。美國在大約100年前的西奧多·羅斯福時代，就開始了經濟領域的平權運動，開啟了美國的進步主義時代，從而為美國成為一個強盛的現代國家掃清了障礙，西奧多·羅斯福也因此被美國人尊為最偉大的四位總統之一，其巨大的頭像被镌刻在拉什莫爾山崖上。
　　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形成了一些壟斷和寡頭企業，數量有限的託拉斯控制了許多重要行業，生產高度集中，市場的平等競爭受到了很大的妨害，強勢利益集團成為贏家，而弱勢利益集團的利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無論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強與弱的兩極分化都非常嚴重，社會分歧也因此加劇。西奧多·羅斯福就任之後，致力於反託拉斯和推行經濟領域的平權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平衡發展確定了航向。其之後的兩任總統都致力於反託拉斯、促進競爭和平權，並取得了巨大成績。在隨後的幾十年里，這種平權化改革貫穿於幾乎每一任總統的任期。平權運動有力地扭轉了一度嚴重困擾美國的壟斷橫行、競爭受制、自由受壓的現象，為美國的經濟和社會不斷地註入活力，使美國夢的實現大量體現於那些沒有背景、沒有勢力的普通中小企業和平民大衆的成功之中，全世界許多懷著夢想而一無所有的人都爭先恐後來到這片土地，這成為美國確立強大全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基础。
　　中國正處在與美國100年前相似的重要關口。那時,美國經過南北戰爭後50年的高速發展，國力空前強大，精英自我陶醉，而清醒者，如西奧多·羅斯福和他的同僚們，卻洞察到無處不在的壟斷所具有的毒害性，從而啟動了將美國帶向偉大國家的平權運動。
　　中國經過過去35年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今非昔比，國家自信不斷提高。但是，高速發展也積累了很多壟斷、不平等、不平衡等副產品，如果不及時清除這些毒性越來越強的副產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有可能變異為有特權的資本主義。
　　中國何時會出現自己的西奧多·羅斯福？這不得而知。但是，中國現在到了推行自己的平權運動的時候了。
　　在經濟領域，平權運動的首要任務是破除行政性壟斷，重組和監管自然壟斷行業，清理壟斷與權力的聯姻，消除資源分配和經營保護方面的特殊待遇，促進平等競爭。自然壟斷行業並不多，可以通過進一步拆分、重組和發展替代性競爭的方式來引入競爭機制，構築有限競爭，並在不可競爭的環節設定嚴厲的規則，進一步強化政府監管。對於在市場化經營中由於規模經濟和先入優勢等因素而形成的壟斷和寡頭，可以通過強制分拆、限制合並、鼓勵進入等措施來消解壟斷、強化競爭。
　　對於行政性壟斷，則需要斬斷行政權力與有市場勢力者之間的聯姻。行政性壟斷是典型的來自權力的壟斷，不限制對經濟過當干預的行政權力，就不可能消除行政壟斷。我國並不是沒有限制行政性壟斷的法律。2007年，我國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其中有一章專門針對行政壟斷，但是，其內容僅僅限於處理地方政府阻止跨地區的商品流動等事項，屬於明顯的避重就輕。未來，我們有必要修改和充實相關內容，使那些借權力之手行壟斷之實、阻礙公平競爭和經濟發展的行為得到真正的限制。特別重要的是，行政性壟斷主要存在於國有經濟領域，因此，要消除行政性壟斷，必須對國有企業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國企民營化的方式顯著收縮國有經濟戰線，繼續存在的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要重點發展混合所有制，促進公司治理的商業化，這樣才能基本做到政企分開和國企的市場化經營，從而實現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的平等競爭、平等獲取生產要素和優勝劣汰。
　　對我國行政性壟斷的遏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國家治理轉型。國家權力太大，國家權力缺乏約束和監督，將會滋生壟斷和助長壟斷。
　　國家治理轉型至少需要構建一套可以自我實施的授權、限權、分權、制權機制。最近，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這些論述具有深刻意義。我們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些方針能夠得到落實並且制度化，期待我國的國家治理轉型能夠啟動。
　　經濟領域的平權化一定要實現生產要素的平權，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勞動力一方面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創造力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他們是活生生的人，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成果的歸宿。令人痛心的是，我國的勞動力，我國的公民，存在嚴重的身份分割以及由此帶來的非平權格局，農村人和城里人，國有單位人和私營單位人，有著巨大區別，這不但成為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成為阻礙社會活力釋放和社會公正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未來一定要推進勞動力的平權化改革、人的平權化改革。當然，這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國有單位改革、政府職能改革、財政體系改革密切相關。
　　在資本領域，最重要的非平權就是資本幾乎全部由國家以及國有銀行來籌集和分配，這樣，資本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向國有企業傾斜。因此，未來應該大力發展民營銀行來改變這種格局。最近，國務院多次表示要發展一批民營銀行，民間資本也顯露出很高的積極性，希望這項改革能夠早日落地。
　　土地是另外一項重要的生產要素，但是，在我國存在一種奇特的“地權分置”現象，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所對應的權利嚴重不一致，農村集體土地被剥奪了商業化使用、進入建設用地市場的權利，從而使農村土地的擁有者不能確切地獲得城鎮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這不但無法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有效利用土地資源，同時也在不斷剥奪農民的正當利益。
　　所幸，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表示，要建立城鄉一體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意味著土地要素的平權化改革即將破題。
　　除了經濟領域，社會領域也必須推進平權化改革，盡管這比經濟領域的平權化改革更加重要，也更加艱難。破除社會領域的機會壟斷和資源壟斷，推進社會領域的機會開放和資源開放，才能使一個社會充滿盎然生機。社會領域的平權化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要盡力遏制社會中的“二代化”現象，因為如前所述，一個“二代化”的社會，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盡管在學界有一些爭議，但其大刀闊斧的“去二代化”改革舉措，打破了貴族對土地和其他資源、對封爵和其他機會的長期壟斷，使平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通道，使整個社會爆發出一股奮發向上的動力，民衆財富、民衆士氣以及國家財富、國家能力都有了一個大飛躍。
　　總之，當下中國的平權化改革不應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應該是全方位的。十八屆中全會提出，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這樣的論述無疑是鼓舞人心的，我們期望，這樣的論述能夠早些從文字變為現實。
　　（原載財新《中國改革》2013年第12期）

本文摘自《改革升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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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十八界三中全會公告和《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決定》的公佈，中國新一輪改革已經開啟。國人的關註點也由是否重啟改革轉變為如何落實中央的政策。根據這一特點，本書選取各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企業家，就其所從事的研究、行業獻言獻策。為了力求拨開改革的迷霧，推動社會將改革的道路堅定走下去。書中選取的文章尖銳而犀利的指出中國在各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的措施，學者、企業家思維力度之強，行文尺度之大，充分展現了改革的勇氣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