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教育：蕭條的根本原因

　　就業狀況，往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衰與榮的晴雨表。
　　2013年我國有近700萬高校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工作難找，舉國關註。首先是教育部4月給各個學校發通知，讓它們搞好服務、收集崗位信息說明學生就業。5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舉辦了一個網路招聘會，幫大學生和企業牽線。國務院辦公廳也專門發佈通知，李克強總理在電視電話會議上還專門提到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好像大學生就業難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問題，其實不是，工作一直很難找。
　　2012年全國高校畢業生680萬，2011年671萬，2010年630萬，也就是說，與往年相比今年高校畢業生並沒有特別顯著的增加。當然了，以往官方公佈的就業率都在85%以上，2011年甚至達到90%，至於實際情況則沒有人能統計。對此，我相信各位大學生是最有發言權的，看看你們班有多少人畢業時能拿到offer（工作錄取通知）就行了。隨著人數不斷累積，以後大學生找工作只會越來越難。
　　每當讨論就業的時候我們官方總是很尴尬，因為我們只統計城市人口失業率，所以那個數據沒有人敢引用。相反大家總是說，這是世界性問題，美國大學生也不好就業，等等。我要澄清一點，不要每天被美國人自己播的那些新聞吓到。人家的新聞更願意報憂不報喜，抱怨政府沒有提供好服務，沒有創造更多就業。比如：皮尤研究中心使用了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07—2009年21~24歲人口的就業情況，高中畢業生在經濟衰退之前55%的人有工作，經濟衰退後下降到了47%，大專學生就業率從經濟衰退前的64%下降至衰退後的57%，本科生就業率從經濟衰退前的69%下降到65%。這種數據很有誤導性！拿21~24歲的人談失業率本身就不合理，因為他們不是職場的主力，年輕人剛從學校出來，先做做自己喜歡的事兒，不著急找工作很正常。他們的丈母娘更不會逼著他們工作賺錢買房子。
　　《紐約時報》稱：2011年年齡在25~34歲的美國人中26.2%沒有工作。同一年齡段的無工作人口比例在加拿大是20.2%，在德國是20.5%，在日本是21%，在英國是21.6%，在法國是22%。看起來美國的狀況好像是最糟糕的，實際上這是因為美國有龐大的研究院學生。美國在校研究生就200多萬，如果把這部分以及其他不在勞動力市場的人去掉，美國這個年齡段的失業率就降到了9.5%。
　　還有人拿一些文學、藝術類專業的學生就業率低來說明美國就業有多差。不可否認，技術類的專業更容易找工作，而且薪水更高。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年薪最高可達13萬美元，其次為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年薪最高為12.3萬美元，這些都是高技術行業。學美術、影視、設計等非技術專業就業很難，這不是政府的問題，全世界到哪里都一樣。國內的清華大學、華北電力等學校畢業的工科學生也很容易找工作，幾乎100%就業。職業培訓學校就業率也很高，比普通本科學校學管理、文學、哲學的學生好找工作得多。
　　美國大學生失業率真不算高。我們以失業最嚴重的2011年為例，美國全社會失業率達9.1%。在這個基數下，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大學學歷擁有者（不分年齡）的失業率只有4.3%，也就是說，超過95%的大學畢業生擁有工作。高中學歷者失業率為9.6%，高中以下學歷者失業率為14.6%。因此，美國的大學生比我們好找工作多了。
　　以前我們常說大學生失業的直接原因是我們的經濟以制造業為主，所以消化不了那麼多大學生，這是一方面的原因，這個原因很重要，我以前也講過。除此以外我也想請大家思考另一個問題，美國既是制造業大國，又是服務業大國，它的大學生失業率是4.3%。但是德國是單纯的制造業大國，它的大學生失業率只有2%，整個社會失業率4%~5%，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2012年還出現了勞動力短缺，消化了108萬新移民。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是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體，為什麼我們的大學卻在源源不斷地輸出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呢？所以，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大學教育。
　　大學學生上課學不到有用的東西。針對這一點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專業設定、教材、教授。
　　專業設定教育部說了算。教育部頒佈的本科專業目錄有249種，所有學校必須從這裡面選擇，因此在中國所有大學的課程設定幾乎完全一樣。美國和我們則完全相反，專業設定這個權力完全在學校自己，因此你在美國找不到兩所相同的大學。比如說生命科學領域，哈佛大學只有兩個專業，一個是生物化學，另一個是生物學。但是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CLA）在這個領域有10個專業，包括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等。
　　教材使用幾十年不換。我們大學計算機專業使用的教材從1980年開始就是那一套，至今沒有改變。所以我們的計算機專業學生上崗之前要到外面的培訓機構接受再培訓才能上崗，對最前沿的技術更是一問三不知。美國大學則完全相反，塔爾薩大學還設立了“網路軍團專案”訓練學生當“黑客”，課程內容包括編寫病毒程序、破解網路密碼、攻擊網站、恢復數據等，這個差距可不是一星半點兒。計算機教材我們只是抄美國的，連翻譯過來都覺得麻煩，更別提讓這些教授們自己創新了。
　　美國大學里的教授有權利選擇開什麼課、用什麼教材。甚至美國很多教授上課是不指定教材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給學生上課時也不用教材——都是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和學生分享，很多案例都是與時俱進的。比如說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治學、金融學、社會學等很多學科都把金融危機搬到課堂上。華爾街原來的高層去大學講“金融泡沫”。雷曼兄弟公司原首席法務官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兼職和學生回顧金融危機，上課時把學生分為幾組重演當時的情況，有些學生扮演學者，有些扮演企業CEO、政府官員等，一學期就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你是當時的決策者你會怎麼辦。對於眼下的全球經濟衰退，威斯康星大學教授門齊·欽眼下開了一門新課《大衰退對策》，學生們在課上分析經濟刺激計劃對就業、政府預算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等議題。因為這些事情絕對新鮮，根本沒有教材，教授更多是和學生同時研究，讓學生知道思考和研究的過程是怎樣的，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博士大躍進導致教授水平參差不齊。美國平均一年授予博士學位4萬個左右，博士淘汰率大約是30%，也就是說有30%的在讀博士是拿不到學位的。我們幾乎是零淘汰，而且從2009年開始我們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並一直保持至今。博士生大爆炸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教育部計劃的，因為博士招生權和學校無關，每年教育部來定招多少個博士，每個學校分多少名額。這種批量產出的博士爆出抄襲論文的新聞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職業教育被漠視，竟然不納入官方教育系統。如今大家都知道德國的職業教育非常棒，但是它其實也是在1972年才正式興起的。當時一些大公司在大學畢業生中錄用不到合適的一線管理和技術人才，於是奔馳、博世等幾家公司在德國巴登符藤堡州管理與經濟學院的基础上創立了校企聯合辦學的新型學校。1975年德國政府迅速承認職業學院是繼大學、高等應用技術學院之後的“第三種教育機構”，將職業教育納入政府認可的高等教育範畴。隨後德國政府又承認職業學院的學位和本科學位是一樣的，這一決定更加促進了職業學院在全德範圍內的發展。1997年7月職業學院畢業文憑被納入歐盟“高校文憑準則”，職業教育學位獲得歐盟認可。
　　直到今天我們的管理部門依然覺得職業教育低人一等。和德國類似的企業辦的學校直接叫“技工學校”，根本不屬於教育系統，教育部也不拨經費，更沒有學位。其實他們學的內容和德國企業聯合辦學的專業課程都一樣，比如機床操控、汽車維修、船舶駕駛、烹饪、首飾加工等。在德國，16~19歲的孩子中70%選擇接受這種職業教育，在中國則是走投無路的農村孩子才去學這個，而且還要自掏腰包，畢業後教育部也不承認學歷，所以愈發沒人願意學這個。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平等地對待他們，一定要分三六九等出來。
　　德國這種模式對我們是最有借鑒意義的，但是我們不學，非要學美國，最後弄得不倫不類。如果我們能像德國一樣有一半的人都能進入高端、精細的職業教育行列，我們的制造業就有高端的技術工人，一定不會停留在今天這樣的水平。
　　只有解放大學，解放大學生，才能讓他們學到有用的東西。目前只有教育部能決定開設哪個專業、停止哪個專業、給誰拨多少錢等，一切本該屬於大學的權利被剥奪。正常的狀態應該是，學校定課程大綱、課程標準。無論是德國還是美國，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無論政府拨了多少錢，它都無權干涉學校的“學術自由”。
　　這個自由包括兩方面：大學管理上，政府只有給錢的義務沒有管理的權力；教學上，教授有絕對自主權，任何人不能干涉。我們要想達到這兩項標準只能是教育部彻底放權才行。誰都承認我們中國的學生不笨，讓教育回歸本來的面目，我們就能有德國那樣的制造業，有美國那樣的創造力。

本文摘自《蕭條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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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郎鹹平說：蕭條下的希望》一書中，郎鹹平教授以目前我國光伏、工程機械、電子行業、汽車、電信、電子商務、食品加工以及紡織品等主要行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為切入點，在簡單叙述表面現象之後，對引發各個現象背後的原因，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同時，作者在書中還引用了大量的調研數據及真實案例，對於中國企業應對時下的經濟危機、尋找經濟复蘇之路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