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從莎莎的角度考慮一下這個故事。她是一個在媒介飽和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有人在出租車的後座上拾到一部昂貴的、巨酷的手機，把這部手機給了她，她決定把手機留在手裡而不是去尋找舊主人。這種行為談不上道德，但它也不是事先策劃的盜竊，而且，不管怎樣，這樣做又會惹來什麼麻煩呢？她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她，她也假定（這種假定準確無誤）埃文不會冒冒失失地來到花冠大道。既然如此，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故事和威脅應該是會奏效的。畢竟，雖然手機不便宜，但也沒有昂貴到了不起的地步，區區300美元也不會令埃文得到多少幫助。如果埃文想要的是幫伊凡娜省出300美元，那麼，在尋找手機上花掉比300美元更多的錢並無多大意義。
可是，埃文並不是為了錢。他是為了滿足他的正義感。由於他對自己所做事情的投入是情感上的而非出於功利心，也因為他並不缺錢，他可以花上更多的精力來找回手機，而不去計較丢失的手機值多少錢。他決定把自己的動機公之於衆，這也是人們被他所吸引的原因。"這並非一種宗教或道德努力，而是一種人道努力，"埃文在事件當中這樣說。糾正過失的故事是有力量的，這一故事幫助埃文引發了衆人的參與，最終令手機完璧歸趙。
莎莎和她的朋友不僅僅是要擊敗埃文--他們完全有把握斷定他必敗無疑。路易斯和戈多的威脅帶有一種"你算哪路人馬"的口吻，因為他們確定警察不會卷入。（路易斯在他給埃文的第一封信裡就說得很清楚："別跟我胡扯什麼你會去找警察處理手機丢失的事情，紐約警察局有比為你朋友丢失手機而操心遠為重要的工作。"）埃文努力的轉折點發生在警察同意把此案由"財產丢失"（他們對之不會採取任何行動）轉為"財產盜竊"（這最終導致了莎莎的被捕）來處理的時候。你很難去威逼紐約警察局這樣一個組織，然而，在他們試圖結案之後僅僅幾天，警察局便改變了主意，派出兩名警探就此事同伊凡娜談了半個小時，然後調動更多警力到花冠大道去抓捕莎莎，取回手機。想想看，當莎莎發現手機的主人的確能集結一票人馬（其中包括律師和警察，乃至全球上百萬的網民）的時候，她該有多麼慌亂啊。
本文摘自《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舍基，一個新文化的最敏銳的觀察者，對此種社會革命的後果——無論是好是壞——給予了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並思考了我們是誰，我們可以做什麼。一位婦女丢掉了手機，但徵召了一群志願者將其從盜竊者手中奪回。一個旅客在乘坐飛機時領受惡劣服務，她通過自己的博客發動了一場全民運動。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嘯中，公民們用可拍照手機提供了比攝影記者更完備的記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是由管理甚少的參與者們撰寫的……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人們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種公共行動。一部集衆人之力的百科全書、一個丢失手機的傳奇，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聯系，但它們乃至更多事情的影響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聚集一群人並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極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範圍内的群體努力都被置於一種制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與合作的工具終於交到了個體公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