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法案通過之後就出現了工人不斷遊行、示威、罷工等一系列的群衆性事件，就是通過這樣的鬥争，美國進入了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意味著什麼呢？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說，它意味著市場的擴大，因為中產階層是社會中消費的主體。第二、三條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從這些措施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實際上是通過社會的變革、改造和進步逐漸走出了危機。建立社會保障和調整勞資關系，改變的都是經濟以外的東西，但是通過這些改變創造了走出經濟危機的條件。不但是創造了走出經濟危機的條件，而且可以說它重新塑造了一個資本主義。我們腦子裡的資本主義似乎都是一個很模糊的形象，實際上資本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之前是一種類型，在大蕭條以後是另外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大蕭條之前的資本主義就像我們看過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資本主義，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血汗工廠。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表明了這樣的資本主義無法運轉，但誰也沒想到它會通過自己的内部變革——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叫制度創新——重新創造了一個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資本主義，這個資本主義不但走出了經濟危機，而且又獲得了幾十年的發展，一直到今天它的潛力似乎都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從這裡可以看出來，通過社會的變革走出危機，對於我們今天來說是有很大啟示的。在目前這樣的形勢下，首先我們要保持經濟的穩定，更重要的是抓住時機，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來規範勞資雙方的關系。
企業家應當關註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李蘭：對於2008年突如其來的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人們大都沒有心理準備。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調查顯示，企業家們大都缺乏足夠的預計和準備，當問及“您對2008年以來的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情況的預期”時，認為“預料之中”的占15?4%，“有所預料”的占70?8%，“預料之外”的占13?8%。您對企業家在關註宏觀層面的問題方面有什麼建議？孫立平：對於企業家，我強調更多的是關註社會背景，在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現象的影響因素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力要大得多。包括剛才我說的汽車問題、房地產問題，我覺得社會因素的影響比經濟因素要大，所以說研究中國的房地產時，西方研究房地產的傳統工具，收入房價比和租售比等幾乎全部是失效的，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就是我們不太關註的非經濟因素。嚴望佳：一般來講企業家對經濟問題會關心得多一些，對社會問題的關註程度不夠。您認為影響經濟的非經濟因素有哪些？或者說企業家需要關註的社會問題有哪些？孫立平：我個人主要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研究的，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方面。我舉個例子，以前有一個學環境工程的研究生來聽我的課，他課後對我說，可能他這一輩子都不可能搞社會學，還是得搞環境工程，那麼社會學對環境工程有什麼用呢？我就對他說，社會學是讓你能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問題。比如說污染問題，從你的專業角度看，可能是研究用哪一些工藝能夠減少污染。如果從經濟學的視角看可能就不一樣了，經濟學中最主要研究的就是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所以一個污染企業關註的是假如治理污染的收益大於成本，那它就會去做，而如果成本大於收益，那它肯定不會做。比如一個企業污染的代價是100萬，而收益是50萬，那這樣的企業是不存在的；如果收益是100萬，而環境污染的代價是50萬，那這樣的企業是存在的。但是中國卻不一樣，往往收益只有50萬，而污染的代價是100萬，這些企業確實是存在的，這就是經濟學解釋不了的問題。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經濟學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誰享受收益、誰承擔成本。實際上在中國承擔成本的人和享受收益的人不是同一個人。獲得收益的是企業或者是地方政府，而受到污染承擔成本的是河流下遊的居民，這就是社會結構的問題。所以說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事情，很多解釋都不一樣，特別是在中國，我覺得中國的企業家一定要學會從社會的角度考慮經濟問題，特別是關註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李蘭：謝謝您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孫立平簡介孫立平，男，遼甯省人。1978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1981年進入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學習。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