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非經濟因素(9)

    而耐用消費品就不一樣了，比如房子和汽車，它們的特點是消費量少、單價高。比如房子，可能一輩子就買一兩套，而單價卻非常高，一套房子甚至上百萬。同時耐用消費品的彈性比較大，沒有錢的時候就不買房、不買車，而且購買耐用消費品的時候往往無法一次支付所有費用，要採取按揭的方式。因此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模式就要求有相應的制度條件和結構條件支撐，不然無法實現。李蘭：具體來看，您認為都包括哪些制度條件和結構條件？孫立平：從結構條件來說，第一，要有較高的城市化率，即要有超過一半的人住在城市，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城市人口已經超過一半了。這不僅是因為城市居民的收入高，更重要的是農村居民的消費模式不支持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在農村，房子都是自己蓋的；汽車有沒有無所謂；蔬菜和糧食都是新鮮的，因此冰箱用不用也無所謂；沒有上下水，洗衣機也沒有辦法用；農村冬暖夏涼，對空調的要求也不像城市那麼迫切。第二個就是得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那麼從制度條件來說，我覺得至少有兩點：第一點是我們現在讨論的比較多的社會保障。因為只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支撐信貸消費，或者說至少能減少儲蓄。還有一點很少有人註意，就是人們收入的特點和收入的性質，就是指在社會中人們的收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一般來說，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要求人們的收入中常規性收入占得比重高，偶得性收入占得比重低，這樣才有可能穩定持續地實現信貸消費。但是中國不太一樣，普通人的常規性收入要比偶得性收入要少，就是說工資水平還比較低，很多人的收入中固定工資的比重並不高。所以我們說，要實現生活必需品消費向耐用消費品消費的轉型，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結構條件的支撐。那麼我們回頭來看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時的美國實際上就是在完成這個轉型，在過這個坎。不僅僅是美國，整個西方世界都在過這個坎。實際上中國現在也在過這個坎，所以目前我們遇到的一些問題，即使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照樣也會碰到，只不過金融危機加劇了這些問題。所以說今天的中國與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李蘭：當時美國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來應對那場大蕭條並實現經濟複蘇的呢？孫立平：1933年民主黨總統羅斯福上台後開始拯救經濟，最重要的措施我概括為三條：最主要的是第一條，政府幹預經濟。當時經濟已經崩潰了，要穩定金融重振經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緊急措施，開始實行“凱恩斯主義”。為了幹預經濟，政府的權力非常大，當時羅斯福向國會提出了一個要求，如果讓我拯救危機就必須答應一個條件，那就是國會不能否決總統的決定。我們都知道在美國的權利結構中，對總統權利的最大制約來自國會。國會不能否決總統的決定意味著總統的權力非常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美國與法西斯德國只有一步之遙。第二條是全面建設福利國家，建立社會保障系統。也許到現在我們還有一種誤解，認為社會保障是花錢的，只有等到經濟非常繁榮、政府的財政狀況非常好、錢花不出去的時候才能搞社會保障，這樣想是大錯特錯的。美國是在什麼時候搞社會保障的呢？就是在1935年經濟一團糟、政府財政狀況非常差的時候。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要進入房子、汽車等耐用消費品消費時代，如果沒有社會保障人們就不會買東西，不會消費，因為他們有著很多的後顧之憂，比如住房需要花錢、小孩上學需要花錢、醫療需要花錢等。第三條是規範勞資關系。當時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工人收入很低。當時新政中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規範勞資關系，利用什麼來規範勞資關系呢？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發揮工會的作用。這個問題是在1933年的《國家工業複興法案》中，第一次把發揮工會的作用作為振興經濟的措施和最基本的法律文件提出來。到了1935年又通過了《勞工關系法案》，賦予工會合法性，工會能夠代表工人和企業主讨價還價。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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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