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奇迹”，就和它們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有著密切關系。東亞經濟起飛正好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研究證明，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其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
反觀中國，中國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步入“人口紅利”期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高達5.8%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嬰兒潮。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些在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們開始踏入工作崗位，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勞動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時老年人占比卻並沒有增長，少兒占比又大幅度降低，這種人口結構為社會供給了充足的勞動力。
隨著大量年輕勞動力進入生育期、儲蓄期，拉動了國内需求，同時制造出43%的高儲蓄率，高儲蓄率帶動高投資，資金不斷投入生產性支出，從而帶動了GDP增長。著名人口學家蔡?P研究認為：“1982—200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比重高與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
而如果現在假設中國在這30年間，社會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構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壯勞力的話，那麼可以想象，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無法實現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也就不會有如此大的進步了。所以說“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條件之一。
正是在這種有力的“人口紅利”支撐下，中國實現了近30年來的快速增長奇迹。
本文摘自《改變中外企業博弈的格局》
20世紀60年代，中國圍棋選手首創一種新型佈局方法，由於在對弈中利於搶占實地、獲得先機而聞名國際棋壇，遂被命名為“中國流”。
在中國與西方企業激烈博弈的今天，處於劣勢的中國企業要想突破困局，必須形成並購上的“中國流”，通過並購的方式獲得發展制造業所需的技術、品牌和渠道，讓中國的要素資源能夠在全球產業鍊上合理分佈，中國的企業得以在未來的產業鍊博弈中占據主動。
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為試圖出海並購的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百年一遇”的機會，歐美不少實體企業由於資金鍊斷裂而陷入困境，大大降低了中國企業的並購門檻和收購價格，由“各路軍團”組成的中國“遠徵隊”開始乘風起航，海外並購的“中國流”正在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