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3）

    利瑪窦後來於1592年在給耶稣會會長艾哥華的信中寫道：“在中國，人們一聽到外國人和牧師的名字就覺得面目可憎，我們需要通過這樣那樣的方法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面目可憎的牧師。”到1595年，利瑪窦丢掉了和尚們穿的袈裟（這種服飾妨礙了他的傳教工作），轉而穿上了儒家讀書人的服裝。利瑪窦一開始恥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靈魂不滅。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儒家學派是“真正的文學殿堂”。但他最後終於發現，雖然儒家學說對上帝和來世持“一種最嚴格的中立立場”，但也有著強烈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正義感。與其他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物一樣，利瑪窦最後認為西方應當從儒家學說中汲取營養。

    上帝與外交政策究竟有什麼關系呢？從歷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的國家，都有一種向外輸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沖動。英國、美國、法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國千差萬別，但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滲透著一種明顯的傳教士精神。至於英國和美國，也許是由於國力異常強大，它們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識才得以在全球事務中打上了鮮明的印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保持中國特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就實現了其歷史性的目標。中國不需要向任何人輸出任何東西，進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因此，當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顯得有些冷漠的時候，絕不僅僅是因為它對其他國家漠不關心，或者在利益的驅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現實政治主張，而是中國人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依據的不是抽象的正確與錯誤之分，而是按照一種作為指導哲學的實用主義思想行事的。

    西方商人經常抱怨說，中國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規則、法律和契約，他們的倫理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異的；如果中國商人或官員認為法律是“一頭笨驢”（借用一位英國人的說法），他們就會對其置之不理、予以變通或者幹脆要求你另起爐竈。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中，對某種抽象觀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社會關系和信任遠比書面載明的義務重要。微軟公司曾經長期無法促使中國政府貫徹它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直到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種（良好的）關系，並明確表示願意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提供幫助時才達到目的。一旦微軟公司讓中國政府確信其動機是好的，那些法律就開始得到貫徹執行了。很少有中國人真正内化了這樣的觀念：抽象的規則、法律和契約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更重要，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之曲折和複雜，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本文摘自《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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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CNN節目主持人、《新聞週刊》國際版主編法裡德·紮卡利亞為我們重新界定各國經濟強弱，剖析全球發展及美國強權地位之變異！
　　這是一個群雄崛起的時代！
　　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肯尼亞……
　　以及許許多多國家的強大
　　後美國時代來臨了！
　　世界經濟新秩序重整，我們的基點和機會在哪裡？
　　後美國時代，誰能為我們重畫世界經濟結構大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