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啟蒙運動時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約瑟寫道，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先驅，如伏爾泰、盧梭、達朗伯爾和狄德羅等，都如饑似渴地研讀孔子的經典著作。在1600~1649年間，歐洲每10年就要出現30~50部題名包含中國的著作，1700~1709年間則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中國熱的出現恰逢30年戰争（1618~1648）剛剛結束之際，在這場戰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慘無人道的流血和傷亡。因此，在這之後一段時間内歐洲的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把儒家學說奉為經典，並把它視為與“神聖法”相對立的“自然法”的基礎。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沒有迷信，沒有荒誕的傳說，也沒有淩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條。”後來，伊曼紐爾•康德更是把孔子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堅持世俗主義的哲學家萊佈尼茨進一步聲稱：“我們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將向我們傳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
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之所以熱烈歡迎儒家學說，是因為他們把理智而非神靈視為人類事務的指導原則。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命題：歐洲在科學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許遙遙領先，但中國有著“更加先進的倫理道德”、“更具優越性的公民組織”（以美德而非監護為基礎）和“更加實用的哲學”，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甯的社會局面和組織良好的社會等級制”。1759年，伏爾泰出版了《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一書，使歐洲啟蒙運動中向往中國的情結達到“高潮”。根據德國學者福克斯的說法，伏爾泰在該書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治烏托邦和開明專制的理想狀態，並以中國作為鏡子敦促歐洲的君主們進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開明的歐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寫了《中國皇帝的使臣菲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書，這是一本虛構的“中國駐歐洲大使”向中國皇帝寫的書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寫此書的目的，是把天主教會的固執與中國人的理性進行對比。
西方人經常發現，要理解宗教在中國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區別是很困難的。讓我們根據耶魯大學的偉大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記述，看一看葡萄牙傳教士利瑪窦在遠東的經歷。①16世紀80年代，利瑪窦剛到中國之時，為了凸顯自己是一個高貴之人，他把頭發和胡須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長袍。短短幾年之後，利瑪窦就發現這樣做是多麼地愚蠢，因為中國人並不高看和尚與聖人。於是，他開始坐著轎子到處遊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貴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
本文摘自《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
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CNN節目主持人、《新聞週刊》國際版主編法裡德·紮卡利亞為我們重新界定各國經濟強弱，剖析全球發展及美國強權地位之變異！
這是一個群雄崛起的時代！
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肯尼亞……
以及許許多多國家的強大
後美國時代來臨了！
世界經濟新秩序重整，我們的基點和機會在哪裡？
後美國時代，誰能為我們重畫世界經濟結構大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