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伊朗

　　丹·埃坦和他的公司團隊已經在以色列國内外設計過幾個大工程。然而，該公司被邀請為成千上萬的伊朗海軍官兵和他們的家人從零開始建設一個城區，則完全是一個新的冒險。該如何著手規劃整個城市呢?
　　整個項目包括為30000名居民在古老的班得阿巴斯港口附近建設一個新的大型城市。班達爾是伊朗僅次於阿巴斯的第二大主要軍港，在它附近也需要建20000套住房。哈爾克島是一個小村莊，將建設5000個新家園。我們的發展計劃是建造封閉的衛星城市。
　　圍繞建設計劃，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們必須整理有關住房、學校、醫院及其他公共機構的需求，這都是擬建項目的居民未來需求的。隨後，這些需求被轉交給建築師團隊，由他們轉化成詳細的建築計劃，進而被轉交給公司的工程師起草施工計劃。只有這樣，建設工作才能開始。
　　伊朗國王希望建設計劃立即實施，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希望這些城市要麼快速建成，要麼就不建。雖然他的政權不穩定，但是命令相當地有效。資金不成問題，因為石油價格不斷上漲，國王的財富可以說是堆金疊玉。對於這個無所不能的統治者來說，唯一缺乏的是熟練的技術工人。而他能在以色列找到工人，即使伊朗與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沒有外交關系，他也不在乎。我們被選中了，他的意願就是命令。通過斡旋瑞士駐特拉維夫大使館，我們所有人的簽證在24小時内就簽發並交付到手上。
　　整個事情像是一個夢想變成了現實。很快，我們就進駐荒蕪的工地上，這裡被告知要建設成新的波斯帝國，需要根據先進的西方標準設計整個項目，過程中還要考慮當地文化、海軍的需求、伊斯蘭教傳統和當地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溫。
　　感覺就像我偶然發現了一個現代童話，接著就去工作了。很快我就意識到，我對伊朗知之甚少。舉例來說，對於他們的海軍，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限於一個伊朗承包商用蹩腳的英文撰寫的一份文件。但解決新問題總是能吸引我，這是我在武器研發部門工作時建立起來的習慣，那時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有關海上雷區的突破性研究。然後，我協助發明了在六日戰争期間使用的損失評估體系。為了分析裝甲運兵車的最優化設計，我結合了經濟學、運籌學和數學規劃等方法（後來我將該論文審查修改之後了申請碩士學位)。伊朗項目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新挑戰，這需要想象力、主動性，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研究。
　　對於每個城市項目，我研究了人們不同層面的需求，例如，一個伊朗現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務、景觀偏好、文化設施、購物中心等等。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學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信息，最終差一點成為穆斯林文化的專家。在特拉維夫公共圖書館館員的耐心幫助下，一個接一個，我將阿巴斯港、班達爾和哈爾克島的項目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一直牢記預算限額。因為很明顯，從一開始，伊朗方面顯著低估了項目的成本。
　　與此同時，我來自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組織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屬於工程服務集團的子公司）正在調研項目的可行性。整個項目的真正主角——建築師和工程師們已開始協力起草計劃書。衛星城市的建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我們不得不應對的問題與丹·埃坦曾經遇到過的都不相同。例如，我們需要1500扇門和8000套鎖，必須進口或自產，總之要快。一些建築材料是以色列制造，有些在伊朗國内購買，而也有一些來自歐洲。我們對質量要求非常嚴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現問題。計劃書要求我們遵守各種建築材料事先商定的價格，這迫使我們只能使用承包商從批發商處購買的產品，而批發商從中賺取大量利潤。這是伊朗的慣例，所以別無選擇。
　　在全盛時期，伊朗國王是無所不能的。他下達命令，提供資金支持，指令即使不切實際也得立即執行。有傳言說他曾經下令，所有波斯嬰兒必須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谄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個維齊爾[伊斯蘭教國家高官。]勇敢地站出來，說出了這個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萬伊朗人中有500萬是嬰兒，如果要求這些嬰兒每天喝一杯牛奶，那麼每月大約需要1000萬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數量並不大；所以他們需要進口成千上萬的奶牛，然後建造牛棚和奶牛場，添置必要的制冷設備，建立專門的運輸系統，並訓練成千上萬的專業擠奶工。最後，他建議直接進口牛奶也許會更好。
　　同時建造三個新的衛星城市的命令跟這個傳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轍。然而有關建設計劃的指令又比較務實，因為國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們只要是在私營部門工作，重壓之下的工作狀態絕對世界一流。不過在公共部門，以色列人的表現則是差強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馬特伊蘭，一個只有1000戶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項目，最終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們在伊朗建造三個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錯誤在所難免，問題往往就在你認為一切都進展順利的時候突然出現了。理論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責任對一些錯誤有預見性，但他一定也有考慮不週的地方。舉個例子，每個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禱的時候是面向麥加方向的，但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習俗會影響廁所的位置，因為習俗上是禁止有廁所面對麥加方向的。海軍建設部門的總部位於德黑蘭，他們主要在德黑蘭以及伊朗中部地區施工。考慮到麥加位於德黑蘭的西南方向，他們要求所有海軍城市的廁所都是東西朝向的。而我們大多數的施工計劃都在阿巴斯港，位於德黑蘭以南一千公裡，幾乎是在麥加的正東方。正當我們要根據海軍部門的要求建造廁所，幾乎就要犯下致命錯誤的時候，一個叫丹·埃坦的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並提醒了海軍官員。他們急忙到穆斯林牧師那裡尋求建議，經過激烈的讨論，一致認為這個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確的。隨後，我們對規劃進行了變更，阿巴斯港的廁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饒恕的過錯。
　　最後，與我們在城市建設中所做的傑出工作相比，這樣的小錯誤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賞我們，對我們非常友好。盡管兩個國家沒有外交關系，不過在伊朗王國，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以色列，只有在伊朗方面有需要的時候我才會去。1975年6月15日，我安排下班後與來自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老朋友約西·杜佈羅斯基會面。在他的寓所，我們計劃觀看歐洲杯特拉維夫馬卡比對陣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的比賽。當比賽結束的時候，他問及我在伊朗的工作是否很危險。我解釋說，雖然伊朗當時是一個獨裁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擔心安全問題。我們的最大麻煩是偶爾的溝通問題。有一次，我們一群人聚在咖啡店裡聊天，一個服務員走過來問，“要喝點咖啡還是茶?”因為我們正在全神貫註地談話，沒有人回答他，他只好繼續站在那裡。直到有人點頭，他才開始行動。那麼，服務員到底做了什麼?他只是把茶和咖啡倒進杯子裡。
　　約西笑得快喘不過氣來，這時電話響了，是馬蒂亞。“馬上回家!”從她的語氣來看，我知道不可能是什麼好事，擔心是小紮赫出了什麼事。當利蘭出生的時候，我發明了一種在他房間給他換尿佈的方法，等到紮赫出生，我們沿用了這種辦法，也就是將一個舊畫闆鋪在他的床上，雖然有時會從床的圍欄上滑下來，但大部分時候都非常好用的，就像是一個可調節的桌子一樣。一直以來，小孩在我們的監護之下，我們也沒有感到任何的厭煩。盡管如此，我還是開車回家，心想一定是紮赫出了些意外。
　　當我打開門時，首先看見的是紮赫，她舒服地躺在馬蒂亞的懷裡，正擺弄著自己的頭發。感謝上帝!接著，在孩子們的房間裡，我找到了利蘭，他正安靜地待在玩具墊上玩樂高積木。我返回到客廳，馬蒂亞仍跟我回來時一樣，坐在那裡沒動。
　　“是烏裡，”馬蒂亞說道，“他遇到些麻煩！”我哥哥烏裡?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兒呢?他是一名運動員，特別喜歡劇烈運動。難道是在打籃球時一條腿骨折了?抑或是兩條腿?我馬上撥通了基佈茲的電話，他們告訴我是心髒驟停，當時烏裡正在遊泳池裡遊泳，病情發生後被送到了薩費德的醫院。“他現在的狀況如何？”我急切地問道，然而對方沒有回答。“我馬上就來。我馬上開車過來！”我大喊道，幾乎不能呼吸。“你可以來，但基佈茲正在安排搶救。”
　　安排。從這個詞我知道了事態的嚴重性。我記得那會兒我的反應是目瞪口呆。當時，烏裡正在遊泳池裡和他12歲的兒子基列比賽，基列是他五個孩子中的老三。基列意識到父親不對勁，設法把他從水裡拉出來，立刻尋求別人的幫助。
　　但顯然烏裡的去世並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後咨詢了一位在基佈茲生活的軍隊醫療員。年輕的醫生遺漏了一些症狀，並沒發現我41歲的兄弟有什麼生病的迹象和身體不適。因此，烏裡也就沒在意，接著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觀美化工作，然後趕到泰爾海參加基佈茲管弦樂隊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單簧管。烏裡一直熱衷於提升自己的健康，他從離基佈茲兩公裡的地方下公車，這樣就能跑兩公裡到家。在年輕人組織的遊泳比賽中，烏裡好勝心極強，壓根就沒打算給基列一點點機會。確實，他那天早上感覺到了疼痛，但醫生告訴他不用擔心，然而意外就這樣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需要緊急救護時，住在黎巴嫩邊境就顯得非常不方便，離急救中心太遠了。
　　那一年，我31歲，有兩個孩子，進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後，烏裡和我走得越來越近，也成為了好朋友。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對他來說我太小了，之後他又從家裡搬了出去。我們都成年後，10歲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們在彼此的關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我們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經常歡迎我和弟弟阿姆農去他家做客，我們在基佈茲度過了很多的假期，並經常在那裡一起慶祝家庭聚會。假期裡，我們有時圍坐在一起，讨論一些與倫理、道德、平等相關的嚴肅話題，這些後來都成了家族的傳說。烏裡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領域，而在他眼裡只有黑與白。我們倆喜歡激烈的争辯，而其餘的家人在享受甜點的同時，耐心地看著我們唇槍舌劍。偶爾，他有事的時候會來特拉維夫，我們彼此會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機會。現在，突然之間，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再有了，烏裡永遠離開了我們。這麼年輕就去世了，而且是以這樣一種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著真令人痛心。他像我們的父親一樣死於心髒驟停——真是個可惡的詞。
　　那種父親去世後讓我無法擺脫的憤怒，那種隐藏著巨大悲痛的憤怒，變得愈發深刻、愈發強烈。我覺得我會爆炸。為什麼是烏裡?該死的，為什麼在這樣的年紀?世界上還有公平嗎?我不是一個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覺到心中那種暴力的傾向，一種粉碎、破壞和損毀的沖動，我指責天地，指責父母。也許我很生氣爸爸把心髒病遺傳給了烏裡，也許我對母親很生氣，因為她沒有預兆地抛棄了我們。我不再去拜訪他們的墓地。不論是馬蒂亞，還是孩子們和阿姆農，沒有人可以安撫我内心的憤怒，這種憤怒在我身上潛滋暗長，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從表面上看，生活恢複了正常。我照顧烏裡的家人直到後事都安頓下來，並且經常去看望他們。即使我專心照顧柏盧麗雅和他們的五個孩子，那種令人不快的悲痛卻還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更多的時間在伊朗度過。當那裡的海軍項目成功完工後，我們在伊朗擁有了無限的機會，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遊艇俱樂部，因而業務訂單開始源源不斷地湧來。我們辦公室已經積累了很多有關文化傳統、地形特徵、定價體系以及運用合適材料方面的知識，也結識了很多當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個原創性的計算機模型來評估給定項目的可行性，即ECOMO——經濟學計算機模型。定量分析已經成為我擅長的專業領域，而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員代理，但我的經濟效益核算工作則由梅倫博士協助，他是數學模型的專家。梅倫曾訪問過伊朗一兩次，他是為我工作，而不是為丹。我們指派了一個土木工程師——拉凱利和我們一道以安納夫系統公司的名義，作為一個獨立單位來運作。我們的小團隊在大型項目的管理和運作上獲得了大量的經驗，同時，那一段時間也獲益頗豐。這是對我們必須忍受的艱苦生活條件的補償。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峽的沙姆沙伊赫大約在同一緯度，說它的天氣條件像地獄一般，還算是保守的。在停車的時候，車裡必須開著空調，否則當我們回來時，我們會被燙得無法觸摸方向盤。
　　雖然自然條件是難以忍受的，但是商業環境卻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即便是對安納夫系統這樣的新公司來說。許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嶄露頭角，尤其在灌溉系統、石油開採、軍事裝備供應等技術層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感覺就像在自己家鄉一樣，帶來了自己的家人，並建立了一所學校，在那裡孩子們可以繼續學習以色列的課程。
　　但並不是所有發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開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國王下令控制物價進一步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國王的法令的確延緩了通脹，但也得歸功於少數人發揮了創造性思維，他們不去提高價格，而是減少他們供貨的規模和數量。
　　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領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產行業行不通。商人可以減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產領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麼一旦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的價格必然會上升。在三個不同時期出售的公寓可能會有三個不同的價格。但國王頒佈了法令，要求沒有通貨膨脹，那麼普通百姓應該怎麼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違法的事。國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畢竟是專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麼只有死路一條。你所能做的就是引進外國經濟顧問，如安納夫系統，針對不同時間購買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國王在内，不管任何人說什麼，在工程必須要完工、買房者需要搬進來住的時候，價格一定會慢慢地爬升。在安納夫系統，我們採納建議，分析了成本和價格的變化，界定了總共七組不同人群，並為每個組計算了建設成本以及其他費用。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占項目成本4%的部分我們無法解釋。無論我們如何計算盈虧，當我們加上磚塊、灰漿、門、空調等各種成本，其總額總是少於合同價的4%，這4%似乎是消失了。當我們問及客戶這個難以捉摸的數字時，他們回答說，我們應該保持沉默。如果我們重視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關於伊朗監獄的内幕，我們不應該問這樣愚蠢的問題。他們敦促我們從頭再來，重新核算一次，並做出一個更令人滿意的結果。俗話說，入鄉隨俗。我們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國工作經驗的第四個國家。在每個國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視角。1965年，作為一個學生交流計劃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熱那亞和巴塞羅那，然後坐最便宜的火車去馬德裡。那一個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個天然氣加工廠——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氣沖天的生產線工作一天後，我禮貌地問我能否去辦公室工作。在那裡，用他們的電子制表軟件，我繪制出各種簡明的圖表來幫助他們做出決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學完成我的課程後，我和同學丹·羅森斯特魯馬前往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遊，直到花光所有的錢。1969年，我和馬蒂亞去歐洲度蜜月，我們住在青年旅館，不去大的飯店吃飯，也沒有其他奢侈消費，不過我們盡量利用時間遊玩，因為在當時我們還不能負擔經常出國旅行的費用。
　　從旅行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想在一個大的世界中獲得成功，我必須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幾乎沒有出過國，我父親在猶太旅團服役期間曾去過意大利，而馬蒂亞的父親是政府官員，偶爾會去歐洲出差。我和她的母親則是在到了以色列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猶太複國主義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國旅行，不要受到國外其他地方的誘惑。我父親去世後，馬蒂亞和我出過三次國，有一次是去美國旅行。我第四次出國是到伊朗，只不過，這次我不再是一個度假中的學生了，而是一個私人公司的老闆，是一個獨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發的日子，我們以色列人一直認為伊朗執政黨非常穩固。伊朗革命讓我們不得不未雨綢缪，我們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歡樂當中，開我們主人的玩笑，並為彼此創造財富。我們視野範圍内沒有一絲烏雲。突然間，天空出現了暴風雨。一夜間，備受寵愛的以色列人四處逃命，瞬間從貴賓變成了難民。
　　我已經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們的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直在德黑蘭工作，那是一個遙遠的建築工地。聽說革命爆發後，他們決定馬上逃走，而不是沒有目的地等待新政權的建立。人們四處奔忙只為了趕上首趟撤離的航班。由於人數衆多，這次大批逃離成為一個複雜和危險重重的後勤演練。很多人匆忙趕回家，帶上心愛的人遠走高飛。單身男人隨手抓起他們能帶走的財物，攔下出租車，朝機場奔去。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們，突然從四面八方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向曾經熱情友好的德黑蘭沖去。
　　回到以色列後，我們早早關了辦公室，開車去機場迎接第一個航班，確認我們的同事和熟人是否成功逃離。由於革命護衛隊封鎖了打往伊朗的電話，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其他任何人的下落。當飛機降落，機艙門打開，大家才松了口氣。經歷了混亂和動蕩，不管怎樣，大家都安然無恙，並告知其他人也在回來的途中。後來，我的一些同事私下承認，如果不是感覺有些尴尬，那麼他們一定會放下手，跪下來親吻大地。
　　這就是伊朗人的美夢，大張旗鼓地開始，卻以草草收場而結束。我們後來了解到，伊朗國王雖然帶領國家取得了經濟上的繁榮，但他同時也殘忍地鎮壓了所有的反對派，特別是什葉派。怨恨造成了國家内部的動蕩不安，並最終導致了革命。我們這些居住在伊朗、無憂無慮地建造房子的以色列人，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湧動的暗流。我們天真地相信我們的工作向穆斯林世界敞開了大門，那將帶領大家走向和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多年以後，卡琳A號船從我們為之發展傾註了大量努力的哈爾克島起航，載著提供給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的武器駛向加沙。在紅海，以色列人中途截住了貨船，這使得運載的殺傷性武器沒有被送達。而班達佈什爾是我們把它從一個荒涼的沙漠建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現在卻成為阿亞圖拉核計劃的據點。是的，以色列人使伊朗變得強大。然而，這個由以色列人建設起來的城市現在卻在研發炮彈，目的是殲滅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
　　現在伊朗的年輕人僅僅知道阿亞圖拉的基本教義派掌控著穆斯林政權，他們不知道之前的伊朗是一個非宗教國家，他們沒法想象就在不久前他們的國家是另外一番模樣。同樣地，以色列當下的一代也不知道，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擁有的版圖是那麼的小。那些出生在綠線[綠線用於標記以色列通過六日戰争獲得的土地。]，即1967年之前的國界線外的以色列年輕人無法想象去放棄他們的家園。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同時代的很多人覺得約旦河西岸是一個負擔。
　　當然，巴勒斯坦的年輕一代由於年齡所限，也有如此的困惑。
　　他們沒有經歷過充滿仇恨的自殺式襲擊，也沒有在重重的檢查關卡中生活過。歷史被這一代人狹隘的政治意識所限，該是多麼悲慘的事情啊。不只是在政治上，經濟領域也同樣如此。我們在伊朗的工作純粹是為了賺錢，不會關心它的政治局勢，也不會關註什葉派的反對活動。調查什葉派和以色列之間秘密軍事聯系的實質，或者考量那些聯系如何影響伊朗人對以色列人的態度都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伊朗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國家，我們必須跟他們做生意，但是基本教義派的宗教革命驚醒了我們。它並不在乎我們對國家繁榮昌盛的貢獻，也不關心我們對於未來兩國人民之間和平的期望。
　　伊朗國王和阿亞圖拉影響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我這樣對未來迷茫的人，我只是一個工業和管理工程師兼營運研究員，一個碰巧在伊朗工作的以色列人。另一個對我人生影響很大的穆斯林領導者是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他在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這個歷史性的和平之旅打破了傳統觀點，令人驚訝的程度不亞於在伊朗的革命。對於我來說，這證明是一個幸運的轉折。

本文摘自《從諾爾道到納斯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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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有關以色列高科技先驅企業家羅尼·安納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開始於位於特拉維夫諾爾道大街的一間舒適的公寓裡。安納夫先生一直堅信自由經營、決心和耐力是企業獲得成功的關鍵，他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開始企業創建的。本書披露了企業發展過程中各種利益的角力和變遷，以及關鍵時刻的大膽決策，這些也造就了四維軟件（後更名為“新維軟件”）公司從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