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當雇工

　　“我永遠都不要當雇工！”這是父親對於母親要求他尋找第二份工作的一貫回答。母親不斷抱怨著我們越來越困難的處境，這讓父親心緒不甯，但他拒絕妥協。父親很自豪能成為城市工人階層的一員，並且堅決反對降低身份去為一個老闆打工，“不當雇工”是他的戰鬥宣言。
　　父親非常反感資本主義，因為它將人們劃分為資本家和工資奴隸；同時他也憎惡極權共產主義，因為它颠覆了平等的理想。一番尋覓之後，他選擇了合作社運動，最後他在一個印刷合作社也就是團結出版社上班了。這是1910年由戴維·本·古裡安（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理）、伊紮克·本·茲維（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二任總統）以及他的妻子瑞秋·亞奈特創立的第二個合作社。團結出版社完全由其工人運作，並代表工人自身的利益，沒有一個領薪職員屬於外部人士。合作社的使命是印刷出版一份報紙——《團結》，同時出版猶太複國主義文學選集。我父親非常認同創辦者的思想，在那裡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後來，印刷合作社搬到位於特拉維夫市勒夫廷大街的一座裝飾藝術非常精美的建築裡，在那裡一直營運到千禧年結束。印刷社出版發行了由比亞利克和雷伏尼斯基合著的書籍、契诃夫的故事集、阿爾羅祖奧的《勞工聯盟》季刊，不過它斷然拒絕印刷與其理念相悖的書籍。在獨立戰争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印刷社免費印刷出版了奧特曼的詩歌《為了誰》，這首原先經勞工階層的報紙《話報》審查後拒絕出版的詩歌，抨擊了以色列士兵在徵服盧德期間屠殺阿拉伯平民的暴行。這激怒了本·古裡安總理，他下令所有士兵必須閱讀由團結出版社免費印刷的版本。
　　通過這些類似的故事，父親以自己的方式向我們傳承著他的精神和政治遺產。父親是20世紀30年代加入合作社的，最初是擔任財務總監，但他一直等待著屬於自己的機會，終於在三十多年後，也就是1967年的2月17日，他成為了出版社的經理。在父親伊紮克·安納夫的工作生涯裡，他一直都是印刷合作社的股東和核心成員，與合作社的其他成員平等相處，並且對組織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他從未當過一天雇工，從未聽命於任何人，即便是在背負著家庭巨大的經濟壓力時也沒使他放棄獨立的尊嚴。母親的要求讓他受傷，但其實母親的不理解讓他更加的痛苦。
　　對於家庭遭受的經濟壓力，父親的解決方案是盡可能地縮減開支，並且盡早地讓我們這些子女為家庭出力。的確，從我們少年時期開始，兄弟三個就開始在假期裡幹活以補貼家用。我經常自己掙零花錢，父親對此很欣慰，有時他也會在印刷社給我安排臨時的工作。“現在你還年輕，只能去當雇工，不過等你長大了……”安排兒子去做他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對於父親來說並不是太好受，不過我倒沒有因此有絲毫的煩惱。從我開始自己掙錢、嘗到獨立的滋味那刻起，我内心都非常地樂意，甚至是高興，我很樂意能盡自己所能來補貼家用。
　　除了能掙到些錢，我額外的收獲是能在印刷廠跟父親待在一起，而且在工作中被當作一個成年人看待。在食堂裡跟他一起吃午飯的時候，還能聽他講一些關於合作和平等方面的觀點以及工作的重要性。我喜歡看排字工人熟練地將鱗次栉比的字母放進印刷闆裡，並驚歎於他們的能力，能將滿是删除和修改標記的手稿轉換成為整潔、幹淨的印刷文字。
　　後來，當我成為一名以色列理工大學的學生時，我仍然去兼職打工，不只是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也為了賺取自己的學費。這是因為，每當我獲得一次部隊的阿圖島獎學金，我都必須在部隊多服役一年，為此我主要的目標就是將這樣的承諾降到最低。雖然我一直欣賞勞工運動的價值觀和體力勞動的重要性，但是我不會選擇進入我的學術生涯所預備的行業裡打工賺錢。成為一名希伯來勞工雖然是一個理想的職業，但是相比於炎熱夏季從希伯來工廠裡散發出來的惡臭，出版社印刷廠裡的味道就像是香奈兒5號。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課程包括在海法阿達制衣廠和阿西斯果汁廠的現場實習，但一想到那裡的噪音、污染、過度擁擠以及汗臭，我就急切地想去尋找一個更幹淨的行當工作，這樣不僅可以運用我的智慧和學識，而且能夠贏得獨立。雖然和父親的方式不大一樣，但卻殊途同歸。
　　顯而易見，教書是其中的選擇之一。之後，我也找到了一份這樣的工作，不過薪水少得可憐，而且工作量很大。每週兩次，我都像個無頭蒼蠅一樣坐火車往返於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維夫和同是海邊城市但遠在北邊的海法。在週一開始的時候，我離開特拉維夫去以色列理工大學，中途在哈代拉的一所高中停下來教授物理學，盡管有時候會遲到一些，不過我還是會趕到海法上課。到了週三週四，我會返回特拉維夫，為的是中途又可以
　　停留在哈代拉授課，之後趕去以色列理工大學上課，不過這也會有些遲到。我在工作和學校之間不知疲倦地奔波著，學習成績不可避免地受到些影響。為此，部隊停止資助我，而這又反過來迫使我打更多的工來養活自己。
　　需要是發明之母。與朋友什穆埃爾·拉赫曼一起合作，我發明了第一個暢銷產品——《熱力學解決方案》小冊子。熱力學屬於物理學中很難的一個分支，首先，對於標準教材上的所有習題，我們都經過仔細論證給出參考答案。然後，我們雇了一個打字員將這些參考答案打印出來並進行校對，再送到團結出版社印刷。最後，用手工裝訂成了幾百本小冊子。這份小冊子在學生聯合商店裡銷售得非常成功，我們兩個感覺就像挖到了金礦。
　　我認為我不再是父母的負擔，並且可以縮短我與以色列國防部合約的時間，這時候的我有些飄飄然了。當向學校支付最後兩年學費的時候，我簡直是欣喜若狂！賺錢的感覺太好了！有份穩定收入真是太棒了！而且，令我愉悅的是，終於能偶爾讓自己奢侈一下了，比如跟一幫朋友在學校附近的斯蒂芬小飯館吃上一頓維也納炸牛排。
　　在服完兵役、完成以色列理工大學要求的專業必修課程並提交論文之後，我獲得了碩士學位。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我有了第一個孩子——利蘭，這鞭策我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至少是在當時那種情境下。我的夢想，還有父親關於“不當雇工”的諄諄教導都來不及去考慮。我開始找尋教書的工作，當然這時候不再是副業，而是一份正式的職業。如果我作為一名學術領域的雇員可以支撐起自己的家庭，那麼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畢竟，自然界的規律就是適者生存。
　　後來，我成為了以色列理工大學我畢業院系的一名教師。從學生到老師，這個挑戰是巨大的，不過我以高度的熱情去面對它。我教授一些碩士培養計劃裡的核心課程，同時也能在對策和決策論中開發一些創新課程，這後來成了我特殊的興趣所在。不久之後，我得到一個在貝爾謝巴新建的本-古裡安大學兼職的工作機會，盡管我將不得不兩地奔波，並且工作量也會增加很多，但我還是欣然接受了。不論如何，賺取足夠多的錢支撐我的家庭，是當時的頭等大事。在本-古裡安大學，我開設了一門新的課程，即計算機在規劃和工程領域中的應用，這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當然這是後話。當時，作為一個老師讓我感覺非常好，我甚至開始認真考慮將成為一個學者作為我的職業追求。為什麼不呢？這是個令人尊敬的職業，也能讓我父親滿意，再說，我很多一起服兵役的朋友都成了教授。這個職業並不枯燥，也不會像其他工作那樣有很多的領導在週圍指指點點，它是在培養未來的知識分子，老師們過著體面的生活。
　　然而，我終究還是不滿足於現狀，舒適和安逸的象牙塔並不是我的追求，盡管當時我並不清楚自己的歸宿在哪裡。我很羨慕那些同事們，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要成為物理學家還是音樂家，抑或是作家或者研究員，而我自己的路我還沒想清楚。在當時，盡管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學校的工作中，但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期待其他可能的發生。一個預兆，一束光亮，或者其他明確的信號，它會如何到來？在什麼時間？以什麼形式？沒有人會知道，但我確信這一刻一定會到來，就像歌曲“西部故事”裡唱的那樣：“好的事情一定會到來……”
　　沒多久這樣的好機會就出現了，精力充沛的耶胡達·浮士德邀請我跟他一起做些生意。
　　耶胡達曾是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學教授《決策論》課程的一名學生。在那個年代，集成化決策、對策論、運營研究和效用論的思想被認為是很超前和大膽的，反而吸引著像耶胡達這樣成熟和有原創精神的學生。1970年秋季的一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喝咖啡，一見面，他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我已經從住房建設部的一個高級職位離職，現在我作為合夥人管理著丹·埃坦和埃裡·戈申的辦事處。”我在軍隊服役期間遇到過很多知名建築師，難道他為這個而來？我尋思著。他吸了口煙，聲音有些沙啞地繼續說道，“自從六日戰争以來，建築行業的發展空前繁榮，目前我們手頭的項目非常多，員工嚴重不足。我找您不是為了尋找建築師，不瞞您說，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人才。”看來，他看出了我臉上表現出來的困惑。“我需要像您這樣懂經濟的專家，”他的鼻孔冒出一圈煙霧，咳嗽了一聲，繼續說道，“老實講，難道您沒有厭倦整日的學術問題？為什麼不過來加入我們？我們這裡業務充足，還有很好的一個團隊，過來吧，讓我們一起做些生意。”
　　生意！這會是我期盼已久的預兆和信號嗎？一個工業工程師被邀請加入一個建築公司，這聽上去不那麼尋常，然而耶胡達·浮士德對我的邀請又顯得那麼合情合理，這一刻似乎來得也正是時候，沒有讓我感到很唐突。在以色列，要想進入知識密集的高科技行業，基本得靠個人的推薦，並且一般來說，人們願意跟那些在和平年代生活軌迹有交叉或在戰争年代生死相交的人一道工作，主要是因為人們相互間更加的了解和信任。
　　我跟耶胡達·浮士德是在軍隊裡相識的，後來又一起進入以色列理工大學。耶胡達·浮士德向丹·埃坦推薦我，認為我是個有價值的人，他感覺我會給整個團隊做出貢獻。埃坦信任個人的推薦，因此沒有問太多的問題就同意接收我了，大概是基於未來我一定有所貢獻的考慮吧。當時我沒有謙遜地對他給予的機會表示感謝，而是說道：“我不想成為一個雇工，我可以以自由身份為你工作。”丹並沒有因為我的肆無忌憚而將我排除出局，相反，他微笑著點點頭，並握了握我的手，他一定是很樂意看到我屬於那種有堅定信仰的人。
　　就這樣，我正式開始了做生意的職業生涯，從一個學校雇員轉變為一個大型建築公司的簽約自由人。我必須努力不辜負他們的信任，同時也想看看我做的冒險之舉是否值得。之後，我跟耶胡達·浮士德一道做財務預算，為建築項目編寫的詳細
　　規劃方案為公司帶來了可觀的利潤，這都證明了我出色的能力。很快，我對我的選擇充滿信心，並開始夢想著有一天能創建自己的企業。然而，在調查研究了多種可能並做了一些嘗試之後，我深刻地認識到，要自己創業，必須要有耐心並等待合適的時機。
　　大約兩年後，也就是1972年年底，我在埃坦-戈申體系内部創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命名為安納夫系統公司。不是因為希望的火把出現，也不是因為生意之神在我耳邊召喚，我只是感覺這應當是個好的時機。慢慢地，不斷豐富的經驗教會了我，經濟和商業過程都有其固有的規律，身處其中的人都必須予以遵守。就像種子一樣，它們在地表下生根，然後在合適的時機突然破土而出。
　　起初，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我還是會像以前那樣為埃坦-戈申共同的項目工作，唯一的改變是現在我開出的單據上都印上了安納夫系統公司的標志。這個標志是由我妻子馬蒂亞設計的，父親也非常自豪，他在團結出版社將公司標志印在信箋和商務名片上。擁有自己的公司讓我感覺很好，但同時也擔心業務量不足。剛剛獨立的安納夫系統公司，只是簡單地繼續為這家繁榮的建築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服務，這也是新公司唯一的客戶。
　　轉眼時間到了1973年，辦公室的人都在議論國王統治之下的伊朗“發生了很大的事情”，坊間有很多的傳聞。其中一件是關於一家以色列知名建築工程公司的經理，他打算乘坐一輛由專職司機駕駛的梅賽德斯汽車環行德黑蘭。正當我們有些人認為這樣奢侈的行為不可取的時候，有知情人士透露，這位經理是想利用這樣的炫富行為激起伊朗人民對發生“大事兒”的希望。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事件的成功能促使埃坦-戈申公司受邀參與並主導一個大型的國外建築項目。現在，埃坦-戈申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建築公司之一。
　　後來，公司的辦公室搬到了哈亞克大街111號，面朝大海，臨近我父母位於諾道爾27號的公寓。這使我能夠經常去公寓裡看望父親。自從母親去世後，父親變得孤獨，沉默寡言，而且越來越脫離這個社會。公寓裡的擺設都跟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一樣。他不斷地向母親種在陽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澆水，但並不知道該怎麼養護它們，最終大多都因為澆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親盡職盡責地喂養母親留下的魚兒，然而這些魚兒同樣在沒有母親的照料下變得虛弱不堪。
　　父親熱愛其作為印刷社經理的工作，如今他只身一人，社會活動已大幅減少。我的哥哥烏裡經常邀請他去基佈茲，馬蒂亞和我則讓他經常來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農那時已經從部隊退役，並開始在特拉維夫大學學習經濟學，因此他住回了家裡。然而，父親仍然非常孤單。他仍像往常一樣保持著大量閱讀的習慣，但品味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不再喜歡看托爾斯泰的作品，而是經常沉浸在猶太教法典學者邁蒙尼德的作品裡，好像他突然發現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沒有詢問他這樣轉變的原因，因為在我們家庭裡，我們通常都不打聽對方的個人隐私。馬蒂亞和我盡可能經常帶著兒子利蘭去看望父親。只有在看到自己孫子的時候，父親才會暫時忘卻悲傷，尋找各種辦法逗樂小寶貝。
　　1973年1月10日，我們聚在一起慶祝阿姆農的生日，馬蒂亞帶來了美味的蛋糕，父親現場做了一個幽默的講話。生日派對結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淩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辦公室。正當我要撕下前一天日歷的時候，阿姆農打來電話。“快點回家！”他的語氣有些奇怪。“為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還好嗎？”我問道。阿姆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話語中有幾分怒氣：“你難道沒聽到我說的嗎？現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頭的東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樓梯間，我差點與從診所來的家庭醫生撞了個滿懷。他看到是我，就試圖向我說明些什麼。這也是一些護理人員之前告訴過我的，不過我不太理解他所說的，只顧著兩步並作一步地向樓上跑去。盡管年紀不小了，這位醫生還是快速地跟著我，一點兒也沒落下。阿姆農呆坐在起居室，臉色蒼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間，我跟家庭醫生一起快步走了進去。父親背靠在床頭上，一動不動，床邊放著他看的最後一本書——《鬥士的演講》（後來出版的英文版書名是《第七日》，斯赫·羅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剛看完並將老花鏡折疊放好。父親看上去就像安詳地睡著了，但已經沒了呼吸。家庭醫生俯身看了看父親，然後直起身子，囔囔地說：“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說話的語氣更像是一個朋友，而非醫生。
　　隨後，我打了一通電話，其實我心裡已經有所準備。父親的死因是心髒驟停，但正像醫生所說，一個人在睡夢中離去是一種福分。父親應當是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離去的，他看上去安詳平和，我敢確信他沒受到什麼痛苦。阿姆農仍然處於極度震驚的狀態，斷斷續續地解釋說，就在他給我打完電話之後，他聯系了診所，原本接電話的護士告訴他那個時間他們不出診，但阿姆農提高了嗓門，堅持要直接跟醫生通話，之後醫生迅速地趕到我們家裡。直到父親被放上擔架，阿姆農才緩過神，大聲地哭了起來。而我盡管内心悲痛萬分，卻沒有哭出來。我們兄弟倆經歷了同樣的生死別離之痛，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在身邊，而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在身邊。從此，我們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兒。父母的生命歷程短暫而艱辛，但卻充滿了意義和溫暖。他們去世的時候年齡都相對不大：母親是在61歲的時候離世的，父親比母親要小三歲，去世的時候也才62歲。他們是一對理想主義城市的先鋒，過著我們很難想象的簡樸生活。一生含辛茹苦養育了我們兄弟三人，對我們無欲無求。他們絕對地信奉集體責任，並將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諸如“我有權這樣”或者“那是我應得的”之類的話他們從來都不會說，甚至在他們内心也從來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們努力工作，竭盡全力地教育我們。
　　不管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以色列人都互幫互助，樂善好施。當父親把反抗謀害其家人的納粹當做自己的責任，並志願加入猶太旅團的時候，母親從未因為撇下她跟兩個幼子而去勸阻父親。母親深知，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會角色，她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在父母親的内心和思想中，他們深知，以色列這片熱土上的猶太人必須團結一心，組成自己的聯盟和陣線。團結是以色列複興的一個必要條件。他們深愛著這片土地，盡管不太富裕，他們還是去了全國各地旅行並樂在其中，有時他們擠在朋友的小卡車裡去旅行，有時他們一起在亞爾孔河揚帆，之後就幾乎身無分文。在父母位於特拉維夫的公寓裡，時常有朋友來跳舞聚會，僅有的設施是一台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尤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活哲學是，工作是一種特權；精神需求優先於物質需求；這個猶太國家是個天賜的禮物；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在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和阿姆農都已經是大小夥子了，然而這並不能減輕我們失去父親的痛苦。阿姆農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則將自己封閉在惱怒的藩籬中。
　　我很快感覺到，無論年齡大小，成為一個孤兒對一個人都是個巨大的痛苦。當猶太族傳統的七日服喪期結束之後，我很快回到了工作崗位，希冀忙碌的工作能讓我忘記悲痛。然而，父母的音容笑貌，他們的生活，甚至是他們去世時的場景仍不斷浮現在我眼前，惱怒不斷侵蝕著我。當我慢慢開始克服悲痛的時候，我去看望還住在父母公寓的阿姆農，空蕩蕩的房子又一次將我推回到情感的漩渦，這種情緒一直持續到當年10月贖罪日戰争B爆發。當時國家面臨了1948年獨立戰争以來最大的危機，我個人的悲痛也暫時被放在一邊。
　　整個國家處於極度震驚當中：阿拉伯人如此徹底地襲擊了我們猶太超人，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在西奈，埃及人越過蘇伊士運河，滲透到了半島深處。一直以來，以色列相信自己戰無不勝，有運河的天然屏障和所謂的“巴列夫防線”，戰争的爆發標志著這些信仰的垮台，就像歷史上法國的馬其諾防線和其他類似看似牢不可破的防禦工事一樣。然而現實是，敵軍輕而易舉地越過它，直接威脅到了以色列國家的生死存亡，以色列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心中的主要防禦屏障被打碎了。
　　當時，馬蒂亞在特拉維夫工作，而我只是個平頭百姓，等待著被招募到預備役部隊，然而並沒有人來招募。我非常納悶，這樣的時候怎麼可能不需要武器方面的專家？這說不過去，我幾乎失去耐心，不過正懷著我們第二個孩子的馬蒂亞勸我耐心些，她推斷如果部隊真的需要我，他們會找到我的。我變得焦躁不安，渴望著能像以前那樣重新參與到部隊工作當中。外面的戰争如火如荼，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們認識到了1967年六日戰争和1973年贖罪日戰争之間的關鍵區別，那就是1967年早在戰争爆發前，預備役部隊已經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這場戰争開始得很突然，總參謀部甚至有些驚慌失措；並且，1967年的戰役發生在敵方領土，而這次卻發生在我方領土，埃及人的進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線交織在一起。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軍事指揮部當然不願意冒風險把我們送到前線去為坦克拍照。
　　戰争已經進行了四五天，而我們還沒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裡。無所事事地等待著，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這實在是令人沮喪的經歷。第六天的早上，我終於忍不住了，沒有去埃坦-戈申的辦公室，而是徑直去了國防部的軍事大樓請求調動。很快，他們就同意了。一兩天後，我們整個團隊被召集起來，並派往前線，從事與六日戰争時一樣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們起先也是開赴戈蘭高地，很快就發現我們處於危險當中。我們正經過的道路以及整個週圍的區域都還在遭受叙利亞炮兵的轟炸。盡管前線已經突破以色列並延伸到了叙利亞，但至少不再是偏遠的西奈，這樣我們偶爾能離開戈蘭高地的戰場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裡，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内。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萊特哈夏哈爾基佈茲，傍晚時分我先趕到伊夫塔赫基佈茲看望烏裡和他的家人。我們兄弟見面，分外開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親。我驚奇地發現，烏裡和父親是那樣地相像，這是我以前未曾註意到的。
　　“父親在這場蒙羞的戰争之前去世，對他個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烏裡平靜地說道，看得出烏裡已經習慣了父親的離去，不再那麼悲傷，而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習慣呢？
　　臨走前，整個伊夫塔赫基佈茲的人都聚集起來，為即將返回戰區的英勇戰士羅尼告別，烏裡的5個孩子則對來接我的軍用吉普車充滿好奇，一會兒上去，一會兒下來，這裡摸摸，那裡看看。我手裡握著槍，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戰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小意外，槍從車上掉了下來，司機在確認沒有人受傷之後，重新發動了汽車。我系上安全帶，略感不安地轉身去看烏裡，他緊緊抱著自己的頭，晃動著，面上帶著笑，我的侄子們也跟著向我告別。好吧，又只剩下這些槍支和我相伴了……
　　這場戰争持續遠遠超過了6天，我們留守的時間也延期了。不過，這次我們研究的被戰争損壞的坦克數量只有剛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們對所有坦克進行了逐個研究。然而就建設性的結論而言，我們在1973年做的工作卻要重要得多，這次，教訓更加的殘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經歷著痛苦的自我反省過程。就在我辭職的前幾天，我們第二個兒子紮赫出生了，按當時時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親的名字伊紮克。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戈爾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著來自媒體的攻擊，對於戰場上正在發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為此，她召集了國防部很多分支部門的代表開會，包括有飛行員、裝甲兵、步兵，還有來自部隊情報部門的人員，我也名列其中。“我們的人民都是軍人，”她開門見山地說，接下來她表達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對話的願望。說實話，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在別的國家是否有發生，也不知道這樣體現領導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親近的會議在其他地方是否召開過。
　　戈爾迪總理離開她的辦公桌，在一張面朝我們的扶手椅上坐了下來，而我們則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圍坐成一個半圓，就像家庭聚會一樣。“告訴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啞的聲音說道，“這裡只有你我，不會有會議記錄，你們可以暢所欲言。”接下來，以一種慣有的美洲口音，她問了我們各種各樣的問題。起初，我們的回答還比較謹慎，“是”或“不是”都顯得很猶豫。慢慢地，回答的語氣變得更加堅定，就像水從井中奮力地噴湧而出，而故事一個比一個來得痛苦和慘烈。我們描述了當埃及人出其不意攻擊來臨時的震驚，我們的國家對此幾乎沒有準備，採取的應對措施也很緩慢，犯了很多的錯誤。一個來自裝甲部隊的士兵說道：“說這些傷害到您，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殺害的朋友。”總理聽大家說起這些的時候，臉色蒼白，後來她忍不住哭了起來，不停地啜泣。我不記得當時我們究竟一起坐著談論了多久，場面令人感到很凄慘。本來有飲料和蛋糕就在手邊，但始終沒人去碰。
　　整個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不管是戰士還是普通市民，都在譴責政府應該為玩忽職守造成的災難負責。“疏忽（忽略悲慘）”這個詞進入希伯來詞典，就是用來描述這次悲劇。顯然，在這些譴責沒有妥善處理之前，國家很難走出困境繼續前行。政府設立了質詢委員會，很快，阿格拉納特委員會[以色列政府在贖罪日戰争結束後成立的以阿格拉納特為首的委員會，專門調查這次戰争前以方沒有及時識察和作出反應的情況和責任。]將這些指責歸咎於軍隊和其總指揮大衛·埃拉紮爾，即“達多”身上。盡管他們被指責缺乏準備，而事實上他們絕不可能將一場可能蒙羞的失敗轉化為徹底的勝利。委員會狹隘的調查結論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這場運動最終造成了整個政府的垮台。
　　無論危機多麼嚴重，生活終究會回歸正常——這說起來老生常談，可無疑是正確的。每個人都必須面對日常的生活，養家糊口，生兒育女。戰争不論正義與否終將過去，人們的生活終會回歸正常。
　　我個人也一樣，回到了安納夫系統公司，開始正常的工作，這時關於伊朗的流言再次多了起來。不久之後，流言消失了。實際的情況是，丹·埃坦的公司得到了一個讓人無法拒絕的訂單。一個未透露名字的伊朗承包商已經拿到一個來自國防部的巨大合同，要為伊朗海軍建造三座新的城市，在贏得這個合同之後，他轉而求助於以色列公司——工程服務公司來代表他履行合同。工程服務公司的經理是尼西姆·巴茲克，他經常乘坐梅賽德斯轎車在德黑蘭活動，他的很多投資都取得了明顯的成功。然而，盡管工程服務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在幾乎所有的工程服務領域都很專業，但卻沒有懂建築的專家。
　　為了完成這個誘人的伊朗合同，工程服務公司聯系了埃坦-戈申，他們要在伊朗修建三座新城，不但需要制定建築總體規劃，也需要城市規劃，同時還需要詳細的工程施工計劃，甚至要細化到空調和房門等這樣的小項目。不管從哪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項目，不過話說回來，這也是每個建築師的夢想。埃坦-戈申在接到工程服務公司的聯系後，很快就開始應標，而作為他們簽約的量化和系統專家，以我為代表的安納夫系統公司當然是第一時間開展工作的。對於如此龐大的工程，在沒有綜合的規劃之前，你不可能開始設計任何東西。也許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機會？也許我的豐功偉績將來自伊朗。

本文摘自《從諾爾道到納斯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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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有關以色列高科技先驅企業家羅尼·安納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開始於位於特拉維夫諾爾道大街的一間舒適的公寓裡。安納夫先生一直堅信自由經營、決心和耐力是企業獲得成功的關鍵，他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開始企業創建的。本書披露了企業發展過程中各種利益的角力和變遷，以及關鍵時刻的大膽決策，這些也造就了四維軟件（後更名為“新維軟件”）公司從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