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極佳的第一位經院式經濟學家

　　工場手工業時代的亞當 斯密直接觀察了來自分工的效率，從人類本性與分工以及自然秩序出發，亞當 斯密論述了市場經濟可以富其國而裕其民。如果亞當 斯密活到現在，他會感到無比欣慰，因為全世界幾乎最終都選擇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歷史必然性，是迄今被歷史證明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
　　當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給率先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帶來了如同率先進行技術創新的個別投資者的超額回報的時候，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經過苦苦的體制比較和體制探索最終幾乎都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必須由衷地感謝亞當·斯密，欽佩他的經濟思想的大和影響的深遠。他的最偉大的思想貢獻就是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可以富國從而也可以裕民的經濟體制和康莊大道。
　　一、人格魅力極佳的第一位經院式經濟學家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於蘇格蘭。他的父親是當地海關審計員，在斯密出生前幾個月就去世了。他的母親是大地主的女兒，一直活到90歲，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終身未娶，同母親相依為命，在長達60年的歲月中，斯密對母親盡心侍奉，報答了她的養育之恩。
　　斯密教授（曾經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為法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是第一個經院式的經濟學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論》為題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這是他此後學術研究的必要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準備。使他後來名揚四海的，則是他出版於1776年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該書影響深遠，即使就學科建設而言，也是首次為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奠定了基礎。
　　斯密治學嚴謹，堪稱楷模，《國富論》是他多年辛勤勞動的結晶。從44歲到53歲的這段時間，他嘔心瀝血，全身心地寫作《國富論》。用他自己的話講，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唯一的事情，自己埋頭裡面，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海濱散步，現在的境遇是從來沒有的幸福和滿足。”斯密從不肯不成熟的作品公之於世，唯恐贻誤後人。1787年，他曾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後將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燒毀。1790年7月17日，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市場經濟理論無與倫比的先驅的心髒停止了跳動。他留給我們的思想、留給我們的嚴謹的科學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市場經濟是“富國裕民”的康莊大道
　　斯密給政治經濟學確定的任務是“富國裕民”。他說：“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那麼何以富國裕民呢？答曰市場經濟。這是《國富論》的核心思想。斯密從多方面展開了對這一思想的深刻論述。
　　1. 構架經濟制度的倫理學前提——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類經濟行為、構架經濟制度的倫理學前提。如果沒有對利己心的確認，也就沒有對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論述裡，其實都是以人們的行為模式去設定經濟體制的。這和後來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倒是如出一轍。
　　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在斯密看來，人類行為是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所推動的：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傾向。他這裡所講的“自愛”，實際上就是利己心。他註釋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和主要關心自己。”亞當·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在《國富論》裡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斯密指出，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人們的這種行為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的這些分析告訴我們，就人類本身而言，人們都有追求個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傾向。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自我利益，首先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如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就不會需要你的產品和服務，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實現，這多少有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意思，亦與馬克思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的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樣的過程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經濟秩序的指導。
　　大量事實證明，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科學，一系列分析成功的關鍵都在於是否有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假設。現在看來，斯密關於利己心的確定是符合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則的。他的理論體系後來一再被實踐所驗證，道理全在於此——因為人們總是要選擇最符合人類本性的經濟體制，這樣的體制才是投入最小、產出最大從而最為有效的經濟體制。如果一種經濟體制所暗含的人的行為模式的假設與人類本性是相逆的，這種體制的組織成本將是非常大的。計劃經濟下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一系列愛廠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於此。
　　斯密以利己心為前提進行分析的觀點或者方法對後來的西方經濟學影響很大，以至於“經濟人”的假設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公理。這無疑是斯密的功勞。熊彼特曾經高度評價道：“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紀關於人性的思想才傳到了經濟學家手裡。”
　　2.分工與效率
　　《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在這一章，斯密用“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作為第一段，開始了他的全部經濟學分析。
　　斯密所處的時代是工場手工業的時代，科學與技術的進步對經濟的貢獻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相對充分的展示，而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卻初見端倪。斯密有一段時間一直住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當時蘇格蘭的工業中心，而蘇格蘭的制鐵工業和紡織工業比英格蘭發達，所以斯密有可能實際觀察了工業區的經濟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盡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經成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處的時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較優勢、分工和市場範圍、分工和自由貿易聯系起來，展開多層面、多角度地論述，實在不失為“高瞻遠矚”。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滿懷豪情地讴歌分工。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將其與效率聯系在一起而加以研究的。由於目的在於效率，因而他沒有區分企業内部的分工和社會分工。
　　對於分工與效率的關系，斯密做了細致入微的觀察和循循善誘的教導。他以扣針制造業為例，指出如果十多個工序由一個缺少專門訓練的工人承擔，則可能一天連一枚也制造不出來，更不用說20枚了。但如果10個工序由專門工人分擔，這10個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進了效率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進步，“在未開化社會中一人擔任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都成為幾個人分擔的工作”。歷史已經走過了漫漫長河，在自然經濟的時代，由於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致使社會長期停滞；而後來工業社會的效率提高和社會進步則是分工使然。俯瞰歷史，我們不能不感歎斯密在當時所展示的遠見卓識。
　　那麼，分工的原則是什麼呢？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複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禀賦。斯密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在狩獵社會，一個人開始時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他發現，他更擅長造弓箭，他專門造弓箭去換獵物比二者都幹效率更高；另外一個人開始時也是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他發現自己更擅長打獵，他專門打獵去換弓箭比二者都幹效率更高，於是，他們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然後進行交換，這樣不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實，如果說人們都在“計算”，都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大的，那麼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許多“窮人”之所以花很長的時間等公共汽車，而“富人”則為了節約時間而買小汽車、坐出租車，也正是因為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窮人的資源優勢是時間，窮人的時間最不值錢，富人的資源優勢是錢，富人的錢最不值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的成功，都在於尋找到了自己的資源優勢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點，發揮了資源的優勢，因為只有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才會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東施效颦、抑長揚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難成功的。這是一個企業、
　　一個國家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特別要予以註意的。
　　斯密把個人之間的交換擴展到國家之間的交換，認為各國都有自己的資源優勢，都有自己的國際分工。一種商品如果由其他國家來生產所需的成本比本國低，那麼本國就不要生產，用輸出自己最擅長生產的商品所換的錢來購買別國的廉價商品會更劃算。因此，他不僅主張國内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主張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後來，斯密的這一思想被大衛·李嘉圖發展成了支配國際貿易的著名的“比較成本”學說。當然，無論是斯密還是李嘉圖，他們顯然都是從發達國家的現實出發去思考國際貿易的，代表了發達國家的心態。這種主張在當時就遭到了相對落後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反對。
　　分工引起交換，以比較優勢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分工具有如此的偉大功績，因而在斯密的筆下當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細、越專業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來越細也是有條件的，因為在斯密看來，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斯密說：“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身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斯密舉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瑣碎的事例
　　來說明這一道理。例如，搬運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裡（就像重慶的“棒棒”），因為大都市市場廣闊，而農村市場狹小。斯密這裡所講的市場範圍，指的是人們在生活中對交換的依存度、
　　消費水平和購買能力，是一國經濟進步與否的標志。當然，分工與市場範圍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在我國，當前由於人們購買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動，湧現了很多新興產業，這就是分工受市場範圍限制的現代證明。
　　然而分工和專業化都是需要法律保護的，實際經濟行為與法制建設在反複的博弈中不斷完善，“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分工和交易將很難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有契約精神。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從分工開始、高度讴歌分工，是因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時代，感知了分工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這是他的經濟學研究充滿活力的根源所在。對於我們現實的經濟學研究來說，這是具有啟迪意義的——經濟實踐永遠是經濟理論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斯密看來，當然是分工越細、越專業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後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卻在他的《企業的性質》這篇著名論文中對斯密的理論提出了挑戰或者修正。在這篇論文中，科斯以“交易費用”概念為樞紐，指出由於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場化的分工不是越細越好，而是應當有適度的規模。或者說企業是市場的替代，即用大型企業内部管理的“看得見的手”
　　代替市場調節的“看不見的手”。企業史學家錢德勒通過對企業史的考察得出了同樣的觀點。
　　斯密的“比較優勢”原理在今天也遇到了美國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的挑戰。波特在他的《國家競争優勢》一書裡認為，斯密所處的時代產業比較粗糙。對於比較粗糙的產業，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到了當代，產業已經相當精細，面對精細的產業，高級生產要素如科學、技術、人力資本等發揮的作用更大。波特告訴我們，應當特別重視高級生產要素的培育，及時提升產業結構。其實即便是高級生產要素的作用更大，各國、各地區的高級生產要素也依然具有自己的比較優勢。

本文摘自《經濟學百年(第三版)》

---

　　 這是一部語言生動、有著強烈現實感的講述經濟理論發展歷程的學術著作。該書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出發，極有針對性地選擇、介紹和評價了百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理論，如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市場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演變，微觀經濟理論，福利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學在研究家庭、犯罪、人力資本、公共選擇方面的擴展，企業理論，經濟管理理論，制度變遷理論，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探索的理論等。書中所涉及的經濟理論，對於正在從事體制建設、企業經營的人們極具現實意義，對於期望聯系現實、了解經濟學發展歷史、系統學習經濟學知識的人們以及其他熱愛經濟學的人們亦極具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