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中國企業家一開始是從社會邊緣的地方出來的，比如農村和城市裡找不到工作的人，所以他們一開始就面臨著跟體制的對抗。隨著這30多年的發展，企業家的經濟地位越來越高，他們做的企業越來越大。這當然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政府有好多錢，出了好多產業政策，也掌握著企業家的命運，所以好多企業家最後必須投靠政府。當然他要想辦法當一個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要有一個政治上的保護，另外他也想通過一些手段拿到政府的補貼。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價值而不是分配價值。但現在確實有好多企業家在發展自己分配價值的能力。本來企業家應該想方設法讨好客戶，讓客戶滿意，現在好多人不是這樣，而是一心想著怎麼能夠讓官員滿意，怎麼讨好官員。我本人一再地批評這一點，這確實是我比較擔憂的。
訪談人：那麼時至今日30多年過去了，企業家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無論是您剛才說到的經濟地位，還是政治地位，其實都越來越主流了。這時候，他們還能保持對抗性和獨立性嗎？
張維迎：當然企業家有千千萬萬，不能指望每一個人都有那麼遠大的理想，大部分企業家就是賺錢、養家糊口，開一個小店。但是，我一直在講，我們都是物質型或者看重利益的，但總得有1%、2%的人有理念也有理想。
訪談人：在企業家這個群體當中是一樣的？
張維迎：也應該有。好比西方，如果企業家中沒有1%、2%屬於這一類人，他們不會有這麼大的進步。由於這1%、2%的人有好的理念，某種意義上像制度企業家，他們要改變社會的行為方式，要改變社會的體制。我覺得中國需要這樣一批企業家。體制的變化需要很多理念、觀念的變化，觀念的變化就需要思想市場，就要有人研究。美國有那麼多私人智庫，這些智庫誰支持的？都不是政府支持的，政府支持的不能叫智庫，智庫一定獨立於政府。錢哪兒來？錢就是來自好多企業家。你看中國企業家就很難做這種事情。
訪談人：但是，有時候話說回來，在中國市場經濟本身還不那麼完善和發達，企業本身的生存已經面臨很多困難的背景下，我們要求企業家做到這些，對他們來說是不是也有點兒過於苛刻了？
張維迎：我覺得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做什麼，我剛才講的就是，中國社會要進步，一定要出現這樣一些人。作為研究經濟學的人，當然我對每個人的行為都理解。
訪談人：都有它的合理性。
張維迎：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社會一定需要有那麼一批有更大抱負，同時有信仰和理念的人來推動。這些人給我們帶來什麼？帶來一種理念，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方式。他們使我們認識到，我們人與人之間利益的沖突，遠比我們想象的小得多。我們現在把當官的和老百姓之間的沖突、上級和下級之間的沖突、老闆和員工的沖突大大地高估了，這就是人類的誤區。改革中的好多困難，如果大家都從利益沖突角度看，那是沒解的。如果所有人類的矛盾都是利益沖突，你死我活，人類是沒有希望的。人類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誤區。我們把不是問題的東西當作問題本身，我們本來可以合作共贏，但是我們互相認為只能你死我活。所以就需要有偉大的思想家、企業家出來逐步地糾正這些誤區。人類應該認識到，我們的共同利益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我們的好多矛盾其實是不存在的。像我們現在要改革，好像一改革，官員的利益就受損害了。是的，你看一下他的位置、權力，可能是受損害了，但那是因為我們人類太無知了，沒有認識到我們真正的利益是什麼。我們這種體制對誰都不好，好多官員只能硬著陸，沒有辦法軟著陸，更沒有自由。
訪談人：如果從利益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這樣的體制對他們的長遠利益也是不利的，是嗎？
張維迎：當然了。我們人的智慧，就是你能看多遠。最偉大的智慧要看幾百年、幾千年，看透身後的東西。我們一般人沒有那麼偉大，但是我們至少應該看10年、20年。如果只盯著眼前的利益，我們就會犯好多本來不該犯的錯誤。為什麼最後好多人都出問題？其實，他們稍微看長遠一點兒就不會出這麼多問題。
訪談人：如果說給企業家一些建議，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您也認為更加堅持市場的方向，少跟政府有更多利益的關聯，對企業來說是更好的一件事。
張維迎：企業家必須認識到，你做的決策依賴於你對未來的判斷，你不要為了眼前得到政府的一點兒補貼（這是誘惑人的），最後放棄自己真正應該做的事情。在市場中，你只有給消費者帶來幸福，才能成功。而且我反複講，消費者是不講情面的，不是說你過去對他好，他就永遠買你的東西。要不斷地創新，這才是企業的希望所在。當然，我們中國的這種體制，容易誘使企業家走上歪門邪道，而且他們還總是有理由的。要找理由誰找不到？小偷都有理由，殺人也是有理由的。沒有人無緣無故就幹一件事，除非這個人完全沒有意識。
訪談人：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要考驗企業家到底能看多遠，他的眼光到底有多長。
張維迎：是的。所以我說，如果中國企業家都不能變成市場經濟的積極推動者，而是更多地跟政府部門勾結起來去尋租，這對中國經濟是非常不好的。
本文摘自《思想市場驅動中國變革》
這兩年，中國改革風起雲湧，重啟改革、全面改革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但是，改革怎樣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啟蒙》一書中，張維迎教授堅信，中國的未來取決於理念和領導力。他認為，沒有好的、正確的理念，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的未來就會問題重重。
自出版《什麼改變中國》之後，時隔兩年，張維迎教授再次系統談論中國的改革和未來。在《改革新啟蒙》中，作者針對當下中國嚴峻的現實，以及全面重啟改革的迫切性，從理念的力量、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國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設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觀點。
借新書《改革新啟蒙》，作者呼籲中國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