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我曾經讀過一篇研究報告，是一個國外的智庫寫的。這篇報告裡提出，其實改革某種程度上需要一個政治強人，像剛才我們說到的鄧小平。這篇報告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環境要再出現這樣一個政治強人是不可能的，您認同這樣的預測和判斷嗎？
張維迎：這要從兩方面講。一方面，我同意，變革的時期，大的變革一定要有很強的領導力。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像華盛頓、傑斐遜、亞當斯、漢密爾頓這樣一幫建國元老幾十年做起來的。如果你要靠現在的奧巴馬，肯定做不成這件事。
訪談人：為什麼？
張維迎：因為他缺少這種領導力。
訪談人：他不是政治強人。
張維迎：他不是。對政治強人而言很重要的是理念，一個人如果沒有理念，不可能成為政治強人。在變革當中，不要以為用武力的就是政治強人，那不是真正的強人，那種強人也撐不了多久。我們講的真正傑出的政治家，一定有很強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這個體制發展到今天，越來越走向政治家出自官僚體系的局面，而政治家天生要求的素質和官僚是不一樣的。政治家需要橫空出世，官僚是要循規蹈矩。有些人天生不適合當政治家，他只願意循規蹈矩，他不願意創新，不願意冒險，也沒有理念。還有一些人天生有政治家的素質，但是在官僚體系下，他被一層一層地蹂躏之後，這種素質就會喪失，他自覺不自覺地變成了一個非常馴服的官僚。
訪談人：在這裡可能有一個概念需要您給大家澄清一下，您剛才說政治家和官僚是不一樣的。在很多普通人眼裡，這二者是一回事。
張維迎：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剛才講了，政治家要主持一個大的格局，要面臨好多不確定的東西。他要提出他的目標，他實現這個目標有好多障礙，他要克服這種障礙。真正的政治家很大程度上類似於一個偉大的企業家，他要有創新性，要冒險。他要有追隨者，這種追隨是誠心誠意的追隨，而不是出於利益或恐懼的追隨。政治家要有相當的人格魅力。官僚不一樣，他是做一些具體的事。在古代像皇帝和下面的宰相，再下面有很多官僚，皇帝是不可能從官僚體系或科舉制度中培養出來的。
訪談人：所以從您的論述中我聽到一個矛盾，好像這個邏輯走入一個死循環的死胡同。就是說，我們的改革需要有理念的政治家，但是這個政治家又不能從現在層層官僚體系中產生。那我們呼喚的政治家從哪兒誕生？最後他成了一個空的期待，是嗎？
張維迎：沒錯，這就是我們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但是歷史總是有偶然性的，我說的是一般的情況，有時候你運氣好，也會碰著一些人。但是這些人我相信如果都嚴格按照我剛才講的官僚體制，那是不可能冒出來的。不過我們中國的官僚體制還有一些漏洞，保不準會出現一些人。我倒不是說要做政治家，一定不能當過官僚，而是說你不能完全按照現有的官僚體制去訓練他。我們再看美國，美國的政治家可能是一個演員，像裡根，那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美國沒有一個總統是公務員出身的，英國也沒有一個首相是公務員出身的。中國過去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這些人，他們都不是公務員出身。
訪談人：所以我們只能期待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在官僚體系的夾縫中產生有理念的政治家。
張維迎：當然，這也提出一個挑戰和要求，必須改變領導人的選擇機制。如果不改變，短期可能只能靠偶然性。長期來講，哪怕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體制之後，一切走上正軌了，法治、民主都是正規的，政治家與官僚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美國的政治家都是從美國的公務員中選出，他會是什麼樣？這就是一個挑戰，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要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就得有一個機制，在這個機制下真正優秀的領導人才能夠產生出來。推進改革需要改變提拔機制
訪談人：下面這部分我們可以分成兩條線讨論，一條是基層官員的理念，另一條是每一個普通大衆對改革的認識和對中國前景的看法。基層官員究竟怎樣可以擁有您剛才說的理念？
張維迎：就基層官員來講，首先看一下事實對比。我曾做了一個區分，有些人幹事為當官，有些人是當官為幹事。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有相當一批地方官員當官是為了幹事。對於這些人，有一些“文革”形成的歷史原因，使他們有一種責任心。他們有時候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邊。我舉一個例子，當年浙江的省長沈祖倫，中央在1989年春天確定讓他接替省委書記。但是他找中央談話說：我這個人適合當省長，可能不太適合當省委書記，我是喜歡幹實事的人，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夠另派更合適的同志當省委書記。這就是一種理念，這個人就是當官為幹事。80年代、90年代，如果你是一個地方的縣長，甚至是公社的書記，你幹得好，有闖勁，有創新性，上面會註意到你，你就可能被選上來了。選幹部就是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幾個標準，統一的標準。我有一次去山西碰到一個退休下來的省領導。他80年代怎麼當上的副省長？他原來是一個縣的縣委書記，一步就當了副省長。為什麼？他那個地方搞包產到戶搞得最好，所以萬裡等管農業的領導馬上看上了他。大家知道，大寨在山西，山西在包產到戶方面一直是持保守的態度，冒出這麼一個縣委書記，中央就讓他管這事。有些地方選拔提升幹部不是按照這樣的規則，更多講的是利害關系，好比誰跟我關系密切，誰是我的人，我就提拔誰。或者如果我想提拔誰，我就故意找幾個地方讓他去任職，好讓他有一個很好的履歷。這種情況下，讓基層幹部有積極性就很難了。所以我有一個判斷，在80年代、90年代，對大部分人而言，你只要好好幹，表現出能力和業績來，你不用找關系，就會有人註意到你，你就可能被提拔了。我曾經遇到一些人，當年還經常跟領導頂嘴，但是領導看他能幹就提拔了。現在這樣的事情已經很少了，現在大部分幹部的提拔，都是以關系來說話。當然我不是說絕對是這樣的，我也不是說現在提上來的人一定都沒能力，表現不好，不是的。我是說現在即使你有能力幹得好，如果沒有很強的關系，一般也是上不來的，所以無論是出於個人的利益，還是出於對國家和地區的責任心，你都得花好多時間去找關系。我們批評人們“跑官”，但你如果不跑，還真當不了官。
訪談人：您能否給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張維迎：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突破都可以做，事在人為。好比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中國要選一個省委書記、省長，根本沒必要按照現在的程序做。一個省有幾十個縣、上百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直接從他們中選省委書記和省長就行了。同樣，到上邊也可以直接提拔，最上層的領導從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省長裡直接提拔。直接提拔當然要有一個規則，如讓每個想上升的人公開演說，大家評議，這樣會使人幹事的勁頭兒完全不一樣。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是80年代有這種味道，有一些人是直接提拔的。我覺得這麼做並不是很難。
本文摘自《思想市場驅動中國變革》
這兩年，中國改革風起雲湧，重啟改革、全面改革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但是，改革怎樣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啟蒙》一書中，張維迎教授堅信，中國的未來取決於理念和領導力。他認為，沒有好的、正確的理念，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的未來就會問題重重。
自出版《什麼改變中國》之後，時隔兩年，張維迎教授再次系統談論中國的改革和未來。在《改革新啟蒙》中，作者針對當下中國嚴峻的現實，以及全面重啟改革的迫切性，從理念的力量、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國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設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觀點。
借新書《改革新啟蒙》，作者呼籲中國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