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早在1965年就確認向日本提供“核保護傘”。日本匿身於美國“核保護傘”，作為弱者，既讓它始終站在“道德高地”上，又使它不斷從美國取得常規軍事技術。如今美國為了勸說日本繼續留在“核保護傘”下，必然會降低日本引進美國尖端的常規武器的門檻。美國遲早可能認同日本“抵消鄰國核威脅”的訴求，同意日本向它購買作戰半徑達2000公裡的F-22戰機。如此，日本將擁有僅次於美國的強勁空軍，足以把中國欠發達地區以外的所有精華區域納入打擊範圍。
然而，就日本本國的安全利益而言，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畢竟不如自己掌握的核導彈可靠。最近日本政要指出，“從純軍事角度講，只有核武器才能對抗核武器”，就是反映了日本政界的這種呼聲。當初戴高樂決定，法國必須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基本理由就是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在關鍵時刻未必可靠。
況且，日本念念不忘的就是走向“正常國家”和“國際政治大國”，簡言之，就是恢複往日“政治大國”的國際地位。日本走向核武裝，有利於這項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可見，如果日本作出相關的政治決定，是基於一石多鳥的戰略考慮。
眼前日本無意走向核武裝，若幹年以後就難說了。六七年前，沒有專家敢於斷言，朝鮮在數年後將擁有核武器；如今又有哪位專家敢於斷言，多年以後，日本仍將死守“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呢？即使當前有專家作此判斷，又有哪位執政者敢於採納呢？報載，日本前駐美大使證言，早在20世紀７０年代，日本政府即曾謀求修改“無核三原則”，以公開允許載有核武器的美國艦艇停靠日本港口。
日本憲法禁止向海外派兵。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國會陸續通過新法律，規避這個約束。1991年4月，日本派遣掃雷艇赴海灣地區，參加多國部隊的掃雷作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首次向國外派兵。其後，日本又數次以反恐、打擊海盜的名義，往海外派兵。這說明世界在變，各國政策甚至法律都隨之變化。
日本政界還不滿足於漸進式的松綁。最近日本智庫向首相提交了關於制定2010—2014年度新《防衛計劃大綱》的報告，報告建議大幅度修憲，以擺脫日本憲法對日本邁向軍事大國的阻力。這一政治風向標映射出日本修改憲法似乎是勢不可擋的趨勢，也說明跻身為政治乃至軍事大國是未來日本政壇的走向。
日本何時作出走向核武裝的政治決定，主要可能取決於對下列事態發展的評估：一則對未來世界政治格局及日、美關系今後走向的評估，二則對日本繼續留在美國“核保護傘”下從美國引進尖端的常規武器的速度和規模的評估，三則對未來出現的足以刺激日本國民和政界的政治觸媒的評估。
如果日本打算作出這項決定，理由是現成的，條件是成熟的，等待的可能就是若幹政治觸媒。在這三項評估中，以第三項比較具有動態的效果，可能起著催化劑的作用。中國制定新的核戰略，假如日本執意予以片面解讀，未始不可能成為催化劑之一。
往遠處著眼，日本走上政治大國的路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東京作出制造核武器的政治決定，日本可能加速走完這條路徑，急劇擴充其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鑒此，就北京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而言，確實存在一個特定的機遇期，需要持有緊迫感。北京作為因應這個變化的方略之一，至少不能提供促使日本作出這個決定的借口。
本文摘自《遠觀中國大戰略》
中國正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中國與西方大國，特別是與美國的關系，變得越發微妙；朝鮮半島劍拔弩張，朝鮮屢次進行的核試驗讓東北亞國家的核競賽一再升級，令中國陷入核國家的包圍圈；南海局勢急轉直下，南海諸國借助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紛紛發難，中國在海洋疆域上面臨的問題已從簡單的海洋權益之争轉變為海洋戰略博弈；外患加重的同時，内亂不減，中國國内社會矛盾加劇，群體事件頻發。國内外矛盾聚焦之下，本書映照現實，環顧當下，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戰略環境，鞭辟入裡，振聾發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