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再一次閱讀我差不多十年前寫的東西時這是寫給《哲學文叢》（Living Philosophy）的文章。——原註。（可參見《我的世界觀》德文版第7頁，Zuerich, 1974—…譯者。），我得到了兩個不可思議的、截然相反的印象。我當時所寫的東西，從本質上說至今看上去仍如當時一樣是正確的。然而，它卻顯得令人奇怪的遙遠和陌生。怎麼會是那個樣子呢？是世界在這十年中變化太大了呢，還是因為我又老了十歲，以一種變得不那麼敏銳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十年的時間在人類歷史中有多長？與這一段微不足道的間隙相比，那些決定人的生活的力量難道不應被視為永恒嗎？是不是因為我的評判力（critical reason）太敏感，以致這十年中生理上的變化已經如此深刻地改變了我對生活的看法？顯而易見，在我看來，上述考慮不能解釋在用情感理解生活中一般問題的方法上的變化。也不可能在我的外部環境中找到產生這一奇特變化的原因。我知道，原因在於，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它們一直處於一種從屬的地位。
不，這裡面涉及一些其他因素。在這十年裡，對人類社會的穩定性的信心，甚至對人類社會存在基礎本身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殆盡了。人們不僅感覺到了一種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威脅，而且還發現一種較低的價值正在取代所有自己甯願不惜一切代價加以保護的東西。
毫無疑問，有識之士一直很敏銳地意識到生命是一種歷險，我們永遠在費力地同死亡抗争。在某種程度上危險是外在的，人們可能會從樓上摔下來折頸而死，可能無緣無故地死去，可能無辜卻被認定有罪，可能因他人的诽謗中傷而一蹶不振。人類社會中，生命意味著各種各樣的危險；而這些危險在本質上是混亂無序的，它們隨機地發生。從整體上看，人類社會似乎是穩定的。用理想的品位和道德觀來衡量，這個社會絕對是不完美的。但是，總的看來，人們身處其中仍然覺得比較自在。而且，盡管存在多種多樣的事故，人們在社會中還是覺得相對安全。人們把它的本質視為如此，有如人們呼吸的空氣。甚至關於美德、抱負和實用真理的標準，也作為不可違背的傳統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且對所有有教養的人是一樣的。
毫無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動搖了這種安全感。生命的神聖性已經消失，個人再也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去哪就去哪。謊言成為政治手段，從而被賦予了尊嚴。但是，這場戰争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一場外部事件，而很少或根本未被看成是人們有預謀、有計劃行動的結果。它被理解為從外部對人的正常生命的中斷，而這種中斷普遍被認為是不幸的和邪惡的。關於人類目標和價值的安全感還存在，其主要部分還沒有動搖。
隨後的發展是以衆多的政治事件為顯著標志的，與影響更為深遠、更不易把握的社會心理背景相比，這些政治事件並不難以把握，影響也不大。首先，在威爾遜的宏偉創意下， “國際聯盟”的成立以及國家之間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標志著世界邁出了很有希望的一小步。隨後，形成了一些法西斯國家，它們接二連三地撕毀協議，公然踐踏人性，毫無掩飾地對比它們弱小的國家施行暴力。剛建立起來的集體安全體系像紙闆房屋一樣倒塌了——其後果甚至直至今日還無法估量。它表明了有關國家中的部分領導人的性格弱點以及責任感的缺乏，也表明了那些表面上仍未受到損害的民主社會中存在短視的自私，這種自私阻止了任何有力的反擊。
情形糟到連最悲觀的人也不敢預測的地步。在歐洲，萊茵河以東，理智的自由傳統已不複存在，人民生活在攫取了政權的暴徒的恐怖主義統治之下，青少年們被系統化的謊言毒害著。通過政治冒險所造成的虛假成功讓世界上其他各國頭暈目眩。無論在什麼地方，有一點已很明顯，這一代人缺乏他們的先輩們通過艱苦的鬥争和巨大的犧牲贏得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力量。
對此事態的清醒認識給我現在生活中的每一個小時都蒙上了陰影，而十年前，它們根本沒有占據我的心房。在我重讀以前寫就的文字時，我感觸最為強烈的正是這一點。
然而，總而言之，我認為即使流行的觀念可以使人在不同的時候表現迥異，即使像當前的趨勢會給人帶來想不到的悲哀，人還是變化不大。除了史書中可憐的幾頁，什麼也不會留下，後世的年輕人可以從其簡短的描述中了解祖先的愚蠢荒唐。
本文摘自《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無可争辯的、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無視過威脅，拒絕過總統職位，但從未放棄過對正義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為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思索。這本書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哲學、政治和社會態度，讓我們看到這個偉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讓我們相信，曾經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